光烈三年，十月初
南京禮部下轄的新衙門，督學司，正式揭牌。
雖說新建的五百所小學在管理上歸屬朝廷和禮部，但名義上依舊屬於“皇室財產”，畢竟是由皇家內帑出資建立、經營的。
故而督學司雖然是禮部下屬衙門，但要接受宗正府的大宗正吳王朱以海監督執行，每年的賬本，要交給大內，皇後王芷審核通過。
說起來朱由榔自家媳婦的任務是越來越重的，除了後宮事務外，還得管啟民書社、海務公司的皇室股份，現在還有督學司的賬本。
一開始王芷建議可以讓些內侍幫忙管起來，但朱由榔實在是對太監比較膈應，如今宮裏還保留些內侍，也隻是怕把這些太監放出去，他們沒有謀生技能，估計會餓死。
故而朱由榔雖然沒有廢除太監，但也從不新招，太監製度不僅僅是在觀感上極不人道，更重要的是，很容易養成不良風氣。
直到清末，都有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為謀生路，自行閹割，想謀求入宮。
這對於一個健康的民族而言，很顯然不是什麼積極向上和進步的文化。
可隨著政局穩定，朱由榔又積極謀求皇室從封建貴族的領袖，逐漸轉變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一過程中，宮廷事務依然非常繁重。
朱由榔最後選擇折中，不任用太監，而是效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聘用女官來打理宮廷事務。
而女官的最高上司，就是皇後。
所謂女官，並非單純的宮女，而是由民間聘用考核，簽訂合同，在宮廷中工作一定年限，有具體品級、俸祿的女性官員。
這也算是朱由榔的一種對於封建禮教的進步嚐試，畢竟女官任職都是在皇家內部的宮廷事務，這是皇帝家事，大臣文官們也管不著。
而且早在《周禮》當中，古人就已經有女官製度了，在一些特殊時期，比如北魏孝文帝、隋文帝時期，女官地位甚至要比宦官高得多。《紅樓夢》裏，賈元春在宮中擔任“鳳藻宮尚書”，這個“尚書”，就是女官職務。
隻是過去的女官製度更像是後宮的補充，而朱由榔所設立的女官製更加完善、正規，並且不強調人身依附關係，完成合同規定的工作年限後，就可離開宮廷。女官不是皇帝的妃嬪，而是和文武官員一樣，是皇帝的臣子，更確切的說，是皇後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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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天府，上元縣小學是全大明第一家開門的皇家小學堂。
大量的達官貴人們都想把自家孩子塞進去，因為他們都聽到了風聲，說是日後皇長子朱慈煊六歲以後，會被送進小學讀書。
這下子頓時讓全南京的勳貴、文官、士紳、豪商們興奮起來，要是自己啊孩子也能送進去讀書，豈不是從小就能和太子爺建立交集？
這是家族日後飛黃騰達的良機啊。
結果按照計劃，上元小學招生五百，最後來報名的家長卻多達四千。
而且其中不乏軍中公侯伯爵、朝中尚書侍郎一大堆，嚇得督學司連忙派人來解釋，表示由於南京人口眾多，督學司這邊規劃，光上元縣就要建設四所小學，教師資源都不差，不一定非得擠這上元一小不是？請各位大佬不要心急。
但諸位家長隻是表示嗬嗬。
大家又不是圖著什麼教師好不好來的，真要學學問，這些家庭哪一個請不了名師？
關鍵是太子爺啊！能和太子做校友，那日後是多大的政治資本？
最後還是鬧到了天子跟前，讓朱由榔哭笑不得，下令以後出現類似情況，就抽簽決定，但雖說是抽簽，不過有個死標準，沒有功名、爵位、官職的一般家庭，比例不得低於五成。
他的確有把自家孩子日後送到小學讀書的想法，集體生活是培養人的好方法，關在後宮裏，早晚要變成廢物。
作為一個父親，朱由榔都已經規劃好了，這小子六歲就送到上元縣讀小學，日後還會設立府一級的中學，讀完中學，扔到城外的大明兵學苑裏好好操練兩年，最後再找個不算太危險的偏遠邊塞去當幾年基層軍官。
等磨練的差不多了，才調回來學習處理政務，即便如此，也得先從府縣一級熟悉起來。
否則一直養在皇宮大院裏，搞不好又變成個朱允炆、朱祁鎮那種大煞筆。
反正朱由榔自信再個三十年再退休不成問題，在此之前，有的是時間慢慢培養。
數百裏外的杭州府中
杭州知府顧炎武親自出席了杭州府第一所皇家小學——錢塘小學的開學儀式。
按照督學司的計劃，第一批五百所小學堂，主要作為嚐試，等通過實踐健全製度以後，從明年光烈四年開始，以每年五百所以上的速度向全國普及。
雖然朱由榔采取了不少打壓士紳、平衡文武的政策，但整個光烈朝讀書人的社會地位反而大大提高了。
尤其是對於秀才、童生等底層讀書人而言，原本隻不過是人厭狗嫌的窮措大，除了讀書科舉外，撐死就給哪家地主教教私塾，或是給別人當賬房。
而朱由榔的一係列政策下來，讀書人可以去吏部、市舶司應聘為官吏，也可以去皇家小學應聘為有品級、俸祿的教師，如果年紀尚輕，還能去兵學苑當學員，走武官入仕。
再加上海貿和商業的繁榮，大量新興的商業行社們，也需要聘用不少讀書人作為賬房、掌櫃。
結果就是，現在整個大明，隻要是讀書人，基本都能找到一份體麵工作，乃至於民間行社為了聘用人員，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工資，才能和官府搶人。
鄉間一般私塾，都已經開始缺先生了。
顧炎武也頗為重視杭州府各縣小學的建設，雖說整個政策主要是由皇室出資，但實際執行上，由於教育普及水平直接和政績掛鉤，地方官員想發設法也會給學校弄點優厚政策。
比如杭州府，就有入學補貼政策，凡入學學生增加一人，府衙會給學校每年七錢銀子的補貼。
一年下來，全府八所學堂就是兩千多兩白銀。
顧炎武即使是在新政派官員中，也算是比較激進的一類。
在朱由榔普及教育所激起的大討論中，顧炎武一向主張，不隻是應當建立縣一級學堂，而且要強製全國適齡兒童入學，如果逃避教育的，應當處以罰金。
支持這一想法的還有王夫之、連城璧，以及黃宗羲等人，但最後上麵並未采納，倒不是有什麼不好，而是此時財政不允許。
就算不用內帑，而是使用國庫，這也是一筆巨大開銷。
至少在此時，北伐才是第一要務，所以財政上不能過度向教育傾斜。
顧炎武為了凸顯重視，將自家兩個小外甥，徐元文、徐秉義都送進了學堂念書。
顧炎武作為後世著名的明末思想家，在自己主政的杭州府，他繼承了當年“江左狂士”李贄的男女平等主張，認為女童也應當進入學堂讀書。
但這個思想實在太過激進，而且男女同校，對於深受宋明理學熏陶的明代社會，也難以接受。
但顧炎武卻堅持己見，他在報紙上投稿文章，表示“母者，人之初師，育女，當為育人之要。”
意思就是，母親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師，如果女性沒有文化，又怎麼會撫育出優秀的後代？
這種思想雖然還是有局限性，隻是把女性當做“母親”的身份看待，距離真正的婦女解放運動還有巨大差距，但在這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宋明理學社會，已經相當進步了。
於是乎，顧炎武自掏腰包，和幾個誌同道合的好友一起，集資在杭州修建了第一所女子小學堂。
結果被幾個迂腐的士子告上南京，但最後卻是得到了朝廷和天子的認可。
教育普及，沒道理忽略女性，工業革命的重要成果，就是要解放女性的生產力。
但飯畢竟要一口一口吃，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所以目前官方雖然允許並且支持民間自辦女校，不過皇室學堂的女校還沒有鋪展開來。
歸根到底，戰爭還沒有結束，現在還不是放開手腳、大幹快上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