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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日常交往中，唯有始終保持一顆質樸而謙遜的心，才能夠在與人接觸時將自己的身段和心態放平，以海納百川的姿態不斷吸收社交營養，使自己的能力與水平得以迅速提高。或許我們可以套用某句名言的格式這樣說：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大多數優點都是相同的，而那些很難成功的人，卻各有各的缺點。
不小氣：豁達是高質量話語的內因
馬雲：要用欣賞的眼光看對手。一生氣，就輸了。這就是你跟對手競爭的過程，最主要的是讓對手的心情變糟糕。
宏大的格局、寬廣的心胸，是我們的為人處世能達到何種境界的重要法寶。在日常社交中，一個人的格局和心胸很容易通過話語展現出來。
我們不難發現，人們眼中那些非常優秀的成功人士，無論屬於什麼行業和領域、從事什麼職業和工作，大多都具備海納百川的豁達胸懷。越優秀的人，越懶於斤斤計較；越成功的人，越懂得有容乃大。
這個優點，會在他們的日常話語中，自然而然又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2013年3月，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在做客央視《對話》欄目時，當主持人提到京東商城CEO劉強東宣布停止使用支付寶，並且說“他好像把你當成了對手”時，馬雲說：“天下把我當對手的人太多了。他覺得貴了，他覺得不合適，他就離開，自己建。其實這樣挺好，隻要他覺得比我建得好，他覺得效率更高，當然得支持他。至於到底是不是這麼貴、是不是費用更高，他心裏應該更清楚。你應該問他到底是貴在哪裏，對吧？關於對手，我是這麼看待。其實一個公司最有樂趣的事是你的客戶成長了，你的對手也變聰明了，也在成長。一個拳師隻有在碰到另外一個頂尖高手的時候，大家才能互相成長，所以我覺得你要以欣賞的眼光看對手。以前我剛創業時跟大家一樣，覺得對手都是針對我來的。我今天跟以前有了差異，是因為四五年前我們想明白一個道理：要用欣賞的眼光看對手。你看某個東西不錯，得學習。一生氣，就輸了。這就是你跟對手競爭的過程，最主要的是讓對手的心情變糟糕。”
正所謂言貴在精而不在多，從馬雲的簡短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對說話藝術的掌握，簡直可以用爐火純青來形容。說話體現的是人內在的東西，比如心胸、涵養、眼界、格局、思想等。透過馬雲的回答，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存在於他身上的這些“軟實力”，同時也能總結出諸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俗話說：“提起千斤重，放下二兩輕。”我們如果太計較來自外界的影響，心胸就會被逐漸束縛；如果過於糾結別人對你的看法或誤解，格局就會被逐漸壓縮。它們正如戴在你頭上的“緊箍兒”，你的計較與糾結則是“緊箍咒”。我們沒辦法擺脫“緊箍兒”，但完全可以不給自己念“緊箍咒”，隻要堅持信念、守護原則、錘煉胸懷，時間一長，心胸自然豁達。馬雲的回答不僅是一種態度的表達，也展現出了他在對待事業旅途上的點點磕絆和人生道路上的小小波浪時那種豁達沉穩的心態。如此心態，通過話語展現給大眾，不僅聽上去讓人受用，還能起到表率和勵誌的作用。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遇到各種“競爭對手”，如何對待他們其實是個深刻而長久的問題。當記者直截了當地提到“競爭者”時，馬雲不但毫不回避，還積極倡導自己一貫的從商主張——“用欣賞的眼光看對手”，因為“頂尖高手之間切磋才能使彼此得到成長”。切磋不是打仗，而是互相促進和提升。有了這樣的高度和眼界，事業想不順風順水都難，賺錢自會水到渠成。唯有如此，即便是那些討厭你的人，也會對你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和解讀。判斷一個人說話質量高低的標準，不就是看你所說的話是否能讓聽眾受用而感到心裏舒服，從而創建和諧的社交氛圍嗎？
馬雲也毫不諱言，原來的自己與很多人一樣不夠成熟，會將競爭者看作眼中釘和肉中刺，後來隨著事業的發展和自身的成長，才逐漸認識到了更接近商業和為人本質的東西。這既是心胸寬廣的體現，也讓人看到了存在於他身上的一份坦誠，還能使我們從中明白：任何一位成功人士都並非天生，他們身上的任何一種優秀品質也並非與生俱來，完全可以靠我們在主動領悟人生真諦、積累事業經驗的同時，逐漸拓展自身的處世胸懷而獲得。成功並非專利，隻要有心，誰都有權利擁有。
古往今來，心胸開闊的人一般比較容易成功，因為它能撐大你的格局，使你腳下的路越走越寬，進而也會得到好機會的更多眷顧。
拿破侖是19世紀法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世人皆知。在他的領導下，法蘭西軍隊曾馳騁整個歐洲大陸，成為震撼全球的鐵騎之一。能取得如此成就，與拿破侖本人身上存在的諸多優良素質有很大關係，他的為人和言談豁達便是其中之一。據說在征戰意大利時，某次戰役打得非常慘烈，士兵們身心俱疲。有一晚，拿破侖在出門巡視時，發現一名執勤哨兵倚靠在樹上呼呼大睡。隨從們看到此情此景非常震驚，因為在緊要的戰爭間歇，哨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拿破侖不讓打擾士兵休息，他默默拿槍替哨兵站起了崗。哨兵睡醒後，看到身邊的最高統帥，嚇得魂都要丟了，沒想到拿破侖卻對他說：“我的朋友，請拿好你的槍，你們行軍艱辛，作戰艱苦，所以打盹睡覺完全可以理解，也值得原諒。恰好我沒有睡意，幫你值了半小時班。不過你肯定明白自己的崗位有多重要，以後千萬別再大意。”
作為國家和軍隊最高統帥，拿破侖有權力也有理由對玩忽職守的哨兵做出任何處理，至少在言語方麵更激烈一些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選擇了一種非常大度的方式，既達到了教育士兵的目的，又沒有傷害士兵的感情，還在很大程度上對士兵起到了鼓舞和穩定情緒的作用。任何人都會犯錯，同時任何人都不願意別人傷害自己的自尊與人格，因此我們在遇到他人出錯時，該如何用話語來訓誡才能既起到作用又達到目的，是非常體現智慧和情商的事情。
當人們在表明自己的想法、態度和立場時，如果沒有掌握較好的說話技巧，便不可能高效率地與人交流、不可能達到自己的說話目的、不可能使聽眾完全了解你所表達的意思，甚至會引發不必要的誤解，進而影響社交質量。而這確實是很多人說話時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不具備“肚裏撐船”的寬廣心胸。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從那些優秀人士身上學習與境界有關的東西，以及說話之道和其他社交本領，提升自我素質，以便在往後的社交活動當中，使那些與你交往的人能夠從你的言行舉止當中真切感受到一份特別的舒適，從而提高你的社交質量，助推你的人生更接近成功。
不繞彎：從來沒有人喜歡答非所問
白岩鬆：今天說東，明天說西，不得罪人不可能，但我想，一個不得罪人的新聞人合格嗎？
人與人交談，看上去非常簡單，其實需要花費很多成本，最大的成本便是時間成本。俗話說，時間就是金錢。我們生活的當代社會，往往被人們形容為“快餐時代”，它是一個需要處處講究高效率、快節奏的高速發展時期。在這樣的時代，“時間就是金錢”的說法顯得更為直接和明顯。
同時，人類社會又無法離開語言的溝通與交流，說話在人的一生中會占用大量的時間。在如此繁多的話語中，我們必須承認，大多數都是所謂的“廢話”。在每一場社交活動中，真正能起到實質性作用或者真正能對交往有決定性幫助的話，可能還占不到你所說話語的十分之一。因此，在交談過程中，如何直截了當地與人對話，是直接影響溝通效率的最重要因素。特別是在一些涉及問答的社交場合，說話“短、平、快”更是需要我們掌握的最重要的說話技巧。要知道，沒有人喜歡花時間聽你答非所問。
2015年，央視著名主持人白岩鬆出版了新書《白說》。11月中旬在成都舉辦的簽售活動上，他回答記者提問的場景，恰到好處地展現了直截了當、明明白白回答問題的魅力。
當時有記者問：“您並沒有開微博，也不上微信，說話能為您帶來什麼麻煩？”白岩鬆答道：“網絡上很多話不是我說的，卻往我頭上安，有麻煩得替人擔著；而真是我說的，麻煩也不少。2008年，台裏開設《新聞1+1》欄目，我成了被拿出來做實驗的‘小白鼠’，成為‘CCTV第一個新聞評論員’，得罪人的時代正式開始了！做主持人風險小，各方點讚的多，而當了評論員，就不是喜鵲而是啄木鳥了。今天說東，明天說西，不得罪人不可能，但我想，一個不得罪人的新聞人合格嗎？在屏幕上，這一說就是七年。很慶幸，我還在說，《新聞1+1》也還活著。”
記者問的是“麻煩”，白岩鬆一開口回答的也是麻煩，連一丁點兒開場白或者鋪墊都沒有。我們非常清楚，很多人在回答別人的提問時，出於各種考慮，往往會東拉西扯地繞出一大堆話，像老太太的裹腳布——又臭又長，最後才不痛不癢地針對問題含糊幾句話了事，有時候甚至會故意答非所問。特別是在公眾人物身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說簡單點兒，它會讓人們產生意猶未盡的感覺；說嚴重點兒，這也是答話人不尊重提問者和其他傾聽者感受的行為。白岩鬆接過問題後，非常幹脆地“按方抓藥”，而且舉出實例，通過一個比方和一個針對職業操守層麵的反問，將問題引申到了更為深刻的角度，怎麼能不讓聽眾感到痛快呢？
緊接著的回答，依然如此。記者問：“您如何看待別人的非議？”白岩鬆說：“我還是選擇理解。目前的中國，人群中的對立情緒愈演愈烈，作為一個新聞人，不能加重它，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所以，麵對誤解甚至有時是曲解，也總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辯解，樹欲靜而風不止，唯一能做出的選擇是樹靜。”記者又問：“媒體人如何在工作中把話說好？”白岩鬆回答：“直播沒有什麼成型的稿子，隻有框架，很多語言和提問總是要隨時改變。做一個稱職的評論員，最重要的素質不是有思想，而是勇氣、敏銳和方向感。守土有責，就是偶爾有機會，用新聞的力量讓世界變得更好。而更多的時候，得像守夜人一樣，努力讓世界不變得更壞。”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看出，作為一名資深主持人和實事評論員，白岩鬆在回答別人問題時思路非常清晰，不僅明確地知道記者在問什麼，也能透徹地懂得記者為什麼問這樣的問題，所以他在回答時，一方麵能不繞彎而一步到位地答即所問，另一方麵也能把問題挖掘到更深一層來闡述明白，根本不用提問者多費口舌，為所有人節約了交流時間。
每個人都有自我防禦心理，當我們在回答別人問題或者日常表達時，因為顧慮甚多，要麼怕得罪人、要麼怕破壞自我形象、要麼怕“禍從口出”、要麼怕為自己帶來更多麻煩，所以總喜歡繞彎子或者說模棱兩可的話。這樣做的結果是，既浪費了自己的表達時間，也浪費了聽眾的傾聽時間，使溝通變得效率低下，還讓別人如墮五裏霧中不知所雲，從而因為交流不暢而心情不悅，最終注定是一次失敗的交流活動。
我們也不能否認，在社交過程中，有時候的確需要柔和地表述意見，婉轉地與人溝通，以免因為過於直白和生硬而挫傷對方的情緒和感情。但是，回答問題與交換意見的場合是不同的，如果不能直截了當，而是含糊其詞、有意遮掩或回避，反倒是在為溝通製造障礙。
2013年初，《時尚先生》雜誌采訪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時，主持人在中途問到了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您剛才講到，社會上也會有討厭馬雲的人，但是我從外部觀察的角度來講的話，這些人大部分是從2011年之後開始出現的，您覺得原因是什麼？”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馬雲是一個不夠自信、說話喜歡繞圈的人，他會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大多數人可能要麼會選擇避重就輕，對“有人討厭”的事情含糊其詞，要麼轉化話題答非所問，而馬雲是這樣說的：“其實一直都有（討厭我的人），隻是2011年之後，發生了幾件事情。當然，所謂的正義之士是在支付寶的事情上對我咬牙切齒，他們覺得我這個人背信棄義、違背契約精神，好像我要幹掉整個中國互聯網，把VIE跟我扯上了關係。大善乃大惡，大惡乃大善。你在做這件事時心裏明白什麼時間你能補回來。就像2007年，我做雅虎40%股權的時候，我知道，40%都被人家控製了，將來就慘了。關於這一點，孫正義最明白。那天我對孫正義說：‘好，我馬雲是個背信棄義、違背契約精神的人，但如果我能找到一個人，我總共投了3000萬～4000萬美元，但能夠拿回來150億美元的回報，那麼，我很喜歡能找到這樣一個背信棄義的人來。’孫正義說：‘是啊，我找到了。’到今天為止，他總共投了不到5000萬美元，拿回了近4億美元現金，還有30%以上的股份。要是能找到這樣一個人，違背契約精神，我也很高興。對不對？我們不是這樣的人，但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話語的主動權不在我們這兒。我們在做事，別人在說事。說的人最容易，而且前麵先定論你就是這樣的時候，你說不清。又剛好吻合微博剛剛起來的時候，所有的人一致認為這社會上都是壞人。時間會證明一切。所以，恨我的人，我沒有辦法讓他們happy。我也沒有辦法讓所有人都喜歡我，也不希望所有人都喜歡我。你喜歡我幹嗎？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也隻能娶一個老婆，對不對？”
我們可以感覺到，即便記者在提問時，對“討厭馬雲”這件事也有一定的保留，沒想到馬雲自己卻能正視問題，毫不猶豫地承認了那些“被討厭”，並通過直接回答，將記者有所保留的問題完全“解放”了出來，給出了非常有效的解答。進而，他又毫不遮掩地結合實例表明了自己的理解和對待這種情況的態度，一點兒彎子都沒繞，直白而有力。這樣的正麵回答，不但沒讓人對他產生其他誤解，而且使我們看到了他的磊落與坦蕩，以及敢於擔當的品質與高瞻遠矚的眼光。
回答別人的提問需要技巧，更需要直率與坦誠，如果沒有這樣的心胸與高度，當你麵對很多質疑甚至帶有尖酸刻薄性質的問題時，根本無從著手，回答起來必定捉襟見肘。
所以，在遇到不利於自己的問題時，與其遮遮掩掩，不如直截了當；與其繞一大圈規避核心，不如一步跨到問題的核心，拿出你的誠懇與從容，將別人或源於疑惑或源於好奇的問題徹底解決。如此一來，其實也是在為自己消除後續可能出現的扯不斷理還亂的麻煩。
不奉承：話語中聽並非基於“諂媚”
崔永元：很好的節目，就是不讓播……這樣的事後來越來越多，忍無可忍，到1999年我頂不住了，我厭煩了。
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憑借、依據或針對客觀事實，以不卑不亢的態度說話，既需要水平，也離不開勇氣。
說話需要水平，是顯而易見的事情，所有的口語交際都是水平和能力的展現。之所以提到勇氣，是因為我們在與人交往時，總會礙於或情麵或權勢方麵的考慮，使得內心存有障礙，要麼吭哧吭哧，不能直率地表達所思所想；要麼唯唯諾諾，以帶有“諂媚”色彩的話違心地表達非真實的想法。所以，能拋開各種世俗的束縛，非常自然地將自己心中的真實想法說出來，就需要一定的勇氣。
很多人在說話時存有各種顧慮，無非是怕說出的話不合聽話人的“口味”，或者怕得罪了話語內容所涉及的人。其實，真正中聽的話語，不一定非得是那種聽上去帶有恭維與奉承味道的語言，而是能夠發乎情又止乎禮的肺腑之言。相反，如果一心想著討別人歡喜而總使用奉承話與人交流，時間長了更會為聽者帶去不適感。
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向來就是一位以敢於說話、慣於實話實說聞名的著名人士。崔永元不管在原來主持節目的過程中，還是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或者在社交場合與他人交談，都能夠做到不卑不亢地正常交流，不帶有絲毫的奉承味。從他曾經接受著名媒體《南方周末》采訪時，針對他工作過的央視這一權威媒體所發表的評價和感慨，我們就能深深感覺到這一點：
《南方周末》：你說《實話實說》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你從1999—2002年，還強撐了三年。
崔永元：實際上是我們妥協了。我們覺得自己很聰明，他不讓我們保持開放性的討論，那我們就改成做個案，請一個人來讓他講故事，這就沒有爭論了。但故事裏藏著很多問題、很多觀點，就這樣來做。但後來，很多故事他也不讓你講。另外，我們覺得太累了。評書的故事講得多動聽，憑什麼找個普通老百姓，語言表達能力也不行，我還費半天勁幫他調整，還不如我自己講呢。然後還要把自己的觀點想方設法地放進去，但放進去後，被發現了，給剪掉了。這是幹嗎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說《實話實說》報10個題目斃了7個，這是哪個階段？
崔永元：這是常態，不是哪個階段。報題按兩個月算，九期節目，至少要報20～30個題目。當時南方有一個城市，把無人認領的自行車收集回來修好，刷成綠色給農民工用。但社會學者是反對的，什麼意思？農民工騎綠車就沒有人偷車，是說以前這城市裏偷車的都是農民工嗎？有的人就說，這太矯情了。我們就把雙方都叫來進行討論。結果最後，這個片子沒有通過審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聲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聲音是什麼。還有一期叫《納米不是大米》，當時納米是一個非常新鮮的詞，據說中國一下子出來一兩百個這樣的實驗室，納米產品很快上市了——納米冰箱、納米電視。其實在它身上，沒有研究透的東西還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這麼多實驗室，這麼快地出產品？納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爭論非常激烈。審片的時候就沒有通過，他說建納米實驗室，這是國家的政策，你們不能質疑國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釋、說服過他們嗎？
崔永元：沒用。我曾經爭取回來一期節目，爭取了很長時間。一個畫家，他小時候上課走神，聽老師說了一句話，說林彪不好，他就揭發了，這老師就倒黴了，被關在學校廁所裏，用糞水淹著。那時候畫家很小，良心發現，就拿了個西紅柿給老師送去，當時老師說‘我最喜歡吃西紅柿了’。畫家深深地記住了這句話。三十年過去了，他成了著名畫家，特別想找這個老師說聲對不起。我們把老師找到了。畫家講完，滿頭白發的老師來了，他跟老師說了聲對不起。很好的節目，就是不讓播。最後我堅持到什麼程度呢？我說你讓我改哪兒我就改哪兒，我就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纏著他，陪著他在那兒審片，你說去掉這句話，我就去掉這句話；你說加上那個鏡頭，我就加上那個鏡頭。最後播出了，100分變成60分，叫《對不起，老師》。這樣的事後來越來越多，忍無可忍，到1999年我頂不住了，我厭煩了。
節目審查是媒體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環，特別是作為國家重要喉舌的央視，在審查方麵更為嚴格，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因為它代表的是國家形象，宣傳的是主流價值觀。但是作為其中一員的主持人，必定會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一位獨立思考能力較強的實力派主持人，他會依靠媒體人的專業精神並針對節目性質，以及他所感悟到的社會現實等，對節目設置等方麵有很多獨到的理解與見解。如果這種理解與見解和媒體規定等方麵比較契合，自然不會出現問題；可如果二者之間存在矛盾，就需要積極協調。現實情況往往是，較為弱勢的一方（一般是人）會順從於較為龐大和強勢的一方（一般是機構），但也總會有一些人對自己堅守的東西比較看重，不願意對強勢方做出妥協，麵臨的結果就是到了堅持不住的時候隻能分道揚鑣。我們不能生硬而武斷地說哪種情況更好或者哪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更值得推崇，但我們完全可以說，當一個人選擇自己最想選擇的人生道路來走的時候，他就至少已經在某一方麵值得別人肯定了。
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他對央視的評價和理解、對選題審批和節目製作過程中所遇境況的描述，必定有主觀的東西存在，但從他介紹的內容整體和說話的語氣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所有人對人、事、物的理解與評價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但在闡述自己的想法、看法和感悟時，能夠以盡量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態度說出來，不僅不會使話語不中聽，或許還會因為很多人都曾經曆過類似局麵從而更能聽到心裏去，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鳴。
在社交中，揀好聽的話奉承別人，是非常常見的現象。究其原因，一方麵的確是出於社交目的考慮，畢竟聽上去順耳的話能使聽話人在第一時間就心情愉悅起來，更有利於取得社交成效；另一方麵是，中華民族經曆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洗禮，一些帶有封建色彩的等級文化與傳統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地延續至今，對現代人的影響也不可忽略。在古代封建等級森嚴的局麵下，人與人打交道，特別是官場交往，最顯著的特征便是“恭維奉承”與“頤指氣使”。也因此，古代出現過的那些帶有剛正不阿品性的人，更是我們從中挖掘和學習的重要對象，比如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
據《明史·海瑞傳》記載，海瑞鄉試中舉後，擔任南平縣教諭，也就是負責教書，這是他初次接觸官場和官員。有一天，禦史來到縣學學舍視察工作，下級官吏們全部跪地參拜，唯獨海瑞隻作揖而不下跪。有人特意提醒他注意分寸，小心被“穿小鞋”，他卻說了這樣兩句話：“台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意思是，如果是在禦史台謁見禦史大人，那當然得按照對屬官的禮節規製而下跪參拜，可禦史來的這個廳堂是師長教誨學子的地方，不需要下跪。海瑞的語氣沒有絲毫諂媚，道理也講得清楚明白，不光讓那些習慣了奉承上級的小官吏很信服，就連禦史大人也無話可說。
海瑞不光對一般官吏如此，即便在皇帝本人麵前，也一直以剛正不阿和直言不諱的形象聞名。有一次，兩位大臣因為向嘉靖皇帝勸諫而被關押了起來，所有官員都知道這兩位忠心可鑒的大臣受了多大委屈，但卻沒有一個人敢勸性格乖戾的皇帝，隻有海瑞冒著獲罪的危險，有理有據地勸說嘉靖皇帝，最終不僅說通了皇帝，還被讚為可以與比幹相提並論的臣子（“此人可方比幹”）。
在生活中與人交往時，很多時候說那些違心的奉承話，我們自認為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沒有比恭維更令人心理愉悅的說話方式了，其實則不然。18世紀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說得好：“要宣揚你的一切，不必用你的語言，要用你的本來麵目。”盧梭所說的“不必用你的語言”實際上指的是不需要“花言巧語”，隻要以“本來麵目”與人交往，傳達最真實的想法，自然就達到了交流一切的目的。而且，交往講究以心換心，隻要你用一顆真誠的心靈來麵對，不刻意地僅為了所謂的“好聽”而拿奉承話當社交法寶，時間長了積累起來的人緣才最紮實、最有效。你所說的話，就算在短期內會引起別人的不適，也不影響“日久見人心”這一至理在現實中的具體體現，而且與你的高尚品質相比，僅有關顏麵的問題根本無關緊要。這正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所說：“我寧願以誠摯獲得一百個敵人的攻擊，也不原以偽善獲得十個朋友的讚揚。”
不遷就：一味迎合很可能令人生厭
柳傳誌：風險投資領域，跟後來做PC、做基金的投資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個重要環節。
無論是什麼人之間的談話、無論談話人彼此間地位有多懸殊、無論談話的內容是什麼，都不能改變的一個事實是，談話者個人之間在人格上永遠是平等的。所以，當我們在與別人聊天時，能夠輕鬆自在、毫無心理壓力地講述事實、探討看法、交流思想，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情。
但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會因為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使得語言交流充滿無數成見與障礙，社會地位相對低下或者心理素質相對薄弱的人總會以仰視的態度與“高人一頭”的對方交流，口頭話語充滿了“迎合”的味道。
殊不知，雖說很多人都喜歡好聽的恭維話語，但“山珍海味吃多了也會膩”，如果在話語上一味地迎合與你打交道的人，時間一長或者次數一多難保不會令人生厭。而且，這樣的交流說到底本身也是對彼此都不尊重的表現。
所以，在與人交談時，能夠放棄一切成見，較好地拋開心理障礙，坦誠而直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與觀點，既是我們養成良好健康的社交習慣的前提，也是正確對待社交活動、客觀理解和看待人與人之間和諧關係的表現。
我們通過聯想創始人柳傳誌在《楊瀾訪談錄》中與主持人楊瀾之間的談話，就可以對以上所闡述的正確社交理念有更好的理解。
在訪談過程中，無論是作為優秀企業家的柳傳誌，還是作為知名主持人的楊瀾，他們二人都能夠敞開心扉，毫無隔閡地談天說地。不管談話的內容屬彼此之間互相認可還是持不同意見，他們都能夠和風細雨地表達出來，並且和諧地交換看法。
楊瀾：……我聽說您的高爾夫技術不怎麼好？
柳傳誌：對，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家說我黑了、瘦了，我挺高興，但是還得馬上告訴一句“水平沒什麼提高”。
楊瀾：您覺得自己跟前幾年相比，是處於一種已經退下來的心態呢，還是屬於半退半進之間的狀態？
柳傳誌：不完全是退的心態，到現在應該講還是在退的一個部分。在2000年和2001年的時候，我其實是從製造業領域、從電腦領域裏邊基本上算退出來，然後進到一個新的領域，實際上也是一種為股東負責的做法，因為原來呢，我們聯想集團分拆為聯想、神州數碼兩家公司。這兩家都是IT類的企業，如果從股東的角度來看，總體上講這個投資風險還是比較大的。
楊瀾：就是集中在一個產業裏麵了？
柳傳誌：這種風險，除了本身對股東有影響以外，對兩家企業的發展也有影響。比如這兩家企業，有時候需要做一些帶有激進冒險的動作，我就會特別小心，弄不好會壓製住它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其實我們有能力和條件進入新的領域，所以我們就認真地研究了進入這個多元化領域需要哪些必備條件，比如說組織架構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資金夠不夠。當這些條件研究透以後，我就站在控股的角度上說，現在再新成立幾家子公司——現在不是五家嗎？我控股，就等於是股東的角色，做一個投資的業務，然後給那幾家公司來做。我覺得到了那個步驟上，要把這個業務做好、做穩定，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到現在做了有六七年，我估計再過三四年就很穩定了，然後我就從這個位置上再一步步地往後退。所以應該講，我對這些事情當時都有過考慮，我覺得當時從製造業退下來，相當重要的因素是覺得自己的能力，包括體力，都不能夠在IT行業裏邊，在第一線再進行競爭。
楊瀾：但是在那時候實現了自己從一個企業家到投資家的轉變，心裏沒底的部分是什麼呢？因為我記得，當時有很多評論在談到這件事時，也不無觀望甚至有一點兒調侃的語氣。就是說，你看，做一個行業做大了，就覺得自己什麼都行了，這個是不是開始盲目地多元化，你是靠賣PC起家的，做投資行嗎？等等。也有一些風言風語，當時您自己對這種評估怎麼看？
柳傳誌：我不敢說當時是想做一個全麵的投資家，我隻是說對風險投資領域，當時做了一定的研究。風險投資領域，跟後來做PC、做基金的投資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個重要環節：一是融資，去哪兒弄錢；二是選項，選什麼項目去投；三是幫助；四是退出。融資和退出本身是屬於純金融領域裏的內容，而選項和幫助應該說是有一定企業底蘊的人能做的事情。當時我分析，我們所掌握的恰恰是這兩個最重要、最難做的環節。雖然我以前沒融過資、沒投資過，但是我們本身被人們投入過，也看見了人家怎麼推售，沒吃過豬肉但看見過豬跑。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我覺得那是並不太大的難關，再加上我對當時負責人本身有信心，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學習型人才，能夠很快去掌握這裏的節奏和具體做法，所以當時我其實還是很有信心的。我知道外麵會有一些說法，但我相信最後會成功，所以冒的風險並不大。另外，當時我已經準備用3500萬美元——聯想控股自己的錢投下去。錢的數量不大，也沒有名譽的風險，我沒有用人家的錢，這個投下去就是交個學費，沒什麼，應該講這是預算之中的事情。所以這樣想的話，我的安排實際上在心裏是有底的。
在這段對話中，楊瀾和柳傳誌都沒有一味地順從對方的觀點，或者完全照顧對方麵子的角度談下去，絲毫不刻意遷就對方，而是按照客觀的事實和自己對事情的真實看法來交談。比如，楊瀾毫無芥蒂地說柳傳誌高爾夫球打得並不好，她也直接向柳傳誌轉述社會上的各種“風言風語”等；再比如，柳傳誌對楊瀾提到的對自己不利的言論並無絲毫在意，從說話的內容、語氣和表情等方麵都能看出他的心思坦蕩，同時他又能夠心平氣和地向楊瀾表達自己對那些外來觀點的看法，並且按照自己對事情的理解以及曾經做出一些決定時的各種考慮，有原則地闡述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說到底，柳傳誌與楊瀾在交談時，任何一方都沒有迎合對方的思路和情緒來說話，兩人之間雖然有一些不同觀點，也提到了一些“不利於”對方的內容，但從整個談話氛圍和談話效果來看，這是非常成功的訪談案例。我們從觀眾的角度來看，當聽到一方說到不利於另一方的內容時，都會暗自捏一把汗，但繼續傾聽和觀察下去，或者當訪談結束後我們回頭再來看時才明白，一場精彩的談話，或許在過程中會出現各種起伏與波瀾，可也正是因為那些不平淡的小跳躍，才使得整個談話過程顯得更加有質量，給予其他人的借鑒和學習意義才更大。我們可以想象，哪怕有一個人沒有保持正確而健康的談話理念，以迎合的方式對待坐在對麵的人和這場訪談，那麼交談雙方的說話水平和訪談本身的質量都必定大打折扣。
關於在談話時“不迎合聽眾”這一社交觀點，著名導演陳凱歌曾經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就理解得特別到位：“我性格中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不太善於迎合別人。今天是個開放、溝通的時代，我願意用電影跟大家進行更多的交流。”
在這句話中，陳凱歌導演先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緊接著給出了一個解釋，而這個解釋是極具說服力和普遍性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人人都可以表達自己觀點的開放時代，溝通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所有人最該具備的能力之一，誰都沒有必要看著別人的臉色、順從別人的情緒、昧著內心真實的想法來與其他人交流，我們本分地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每個人生活在社會中，都有自己該做的事情和該盡的義務，也都有自己該擁有的自由和該享有的權利。一方麵，我們針對自己、他人以及整個社會都有發表看法和表達思想的自由，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這份自由；另一方麵，我們也該有接納別人合理使用他自己的那份自由權利的胸懷，而不在別人沒有迎合自己時顯得大驚小怪，甚至表現出不好的情緒。
所有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擁有獨屬於自己的看法，根本沒必要在社交場合互相打太極。持如此的交流理念，不但不會損害彼此之間的社交氛圍、不會破壞彼此溝通的情感，反而恰好維護了雙方在社交場合最基本的一些東西。可能有時候在一時之間會使對方心有不快，但正所謂“日久見人心”，從長遠來看，這對個人創建輕鬆自由的社交氛圍、對整個社會形成和諧坦蕩的社交風氣，都大有裨益。
不磨嘰：注重說話效率體現著尊重
孟非：沒成功不說明心不夠誠、動機不夠好。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科技日益發展的今天，每個人都希望花費最少的時間做出最多的事情。所以我們平常在與人交往時，能夠重視說話效率，不把時間浪費在沒有實際意義的話語上，既是對自己社交行為的負責，也體現著對別人寶貴時間的尊重。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遇到過一些說話拖泥帶水的人。他們要麼抱著一個良好的社交初衷，想用委婉的語氣或者旁敲側擊的方式達到某種社交目的；要麼礙於學識和修養、詞彙量、邏輯思維能力等方麵的欠缺，不能用最精準的話語一步到位地表達出心中所想。總之，隻要他們開口，就會給人一種“老太婆的裹腳布——又臭又長”的感覺。這樣的交流場麵並不少見，對於社交而言是百害而無一利的。除非與你交談的是與你關係非常親密而在情感上能夠容忍你慢慢表達的人，或者是性格出眾而不計較你浪費他的時間的人，不然沒有人喜歡花費大量時間接收很多無用的信息。
我們生活在一個一切事情都講究速度與效率的快餐時代，當你與人交流時，隻有處處為別人著想，幹脆利落地陳述自己的觀點、意見或要求，用最快的時間使對方明白訴求並完成交流，才是切合社會實際、符合時代特點。我們通過各類媒體，看到或者聽到過各行各業的很多優秀人士，他們說話時大多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幹淨利落脆”。他們能夠用最少的語言最準確地表達觀點、傳遞信息或者講述故事，其中有學養方麵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是因為他們在日常社交或者工作中，通過客觀因素的“逼迫”和主觀意識的重視，逐漸鍛煉成了說話很有效率的人。
我們熟知的著名主持人孟非老師，就特別講究說話效率。無論是在主持節目時，還是在接受采訪的日常社交場合，他都能給聽眾一種特別幹練的感覺。我們從孟非在2011年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的對答中，便能深刻體會到這一點。
《新京報》：有人認為《非誠勿擾》進入了調整期，話題漸趨溫和，不再那樣勁爆。
孟非：我不覺得進入了某種調整期，起碼我們不這麼認為，但是觀眾的感受我們不太知道。某種話題的出現是和某種類型的嘉賓出現相關的。這種話題會階段性地、因報名嘉賓的不同而出現，並不是我們事先想要做什麼話題而操作的。
《新京報》：有些女嘉賓太過表現自己，會被質疑是衝著出名來的。
孟非：我拿什麼判斷她是想找男朋友還是想出名？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個人判斷她是想出名的而拒絕她。隻要符合單身的條件，節目對所有人敞開大門。出名也許是一種結果，是她來找男朋友之後的一個事實，或者說是一個副產品。
《新京報》：有的嘉賓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反而遭到質疑甚至炮轟。
孟非：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機會表達真實的自己，我們也鼓勵這樣做，但是畢竟真實的並不一定都是正確的。為什麼節目要有主持人呢，我們要有審片呢，就是這個原因。
《新京報》：在主持過程中，會摻雜個人的情感偏向嗎？
孟非：我盡量不表現出來。對某些男女嘉賓的觀點，有明顯不認同的，我也會找一種合適的方式表達，我們要講導向。
《新京報》：《非誠勿擾》的成功率如何？有媒體報道稱牽手成功的嘉賓僅有一對結婚了。
孟非：我們自己都沒有統計過！我認為的成功率，就是牽手率，從節目播出到現在大概是在24%、25%，我也不知道高不高，因為沒有參照比例。我們隻是提供一個交友平台，成功率不說明什麼。沒成功不說明心不夠誠、動機不夠好。
《新京報》：節目有想法去做這方麵的跟蹤反饋嗎？
孟非：了解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哪裏？他們是一出門就領證，還是掰了，都可以，他們離開之後跟我們沒有約束關係，而且他們也沒有結婚了要告訴我們的義務。我們不願意把節目做成電視直銷的那種：“啊，我們成功率高，你們快來報名吧！”有點兒惡心。
《新京報》：生活中，你會為親友解答情感困惑、指點迷津嗎？
孟非：我絕對指點不了迷津，這是樂嘉老師愛做的事情。
不管孟非回答的是有關節目質量本身的問題，還是節目在社會上產生的一些影響的問題，或者是他本人對節目的感受與看法的問題，他都能夠用三兩句話回答出來。更重要的是，他的回答並沒有因為用語較少而有絲毫敷衍和搪塞的意思，每一句都是針對問題給出的有實際意義的話。比如記者提到有些嘉賓參加《非誠勿擾》是為了出名而來，這樣的問題本身是不利於欄目方和欄目的，但是孟非並沒有像很多人一樣，一聽到哪怕一丁點兒與自身利益相關的風吹草動就長篇大論地去做解釋，而是直麵問題本身，不但回答清楚了這檔欄目設置的真正目的和宗旨，而且合理表達了對於之前出現的那些不良現象和言論的看法。從整體上來說，孟非對記者所提到的嘉賓是否為出名才參加節目一事在社會上引起的討論做出了最好的評價，也表達出了一名主持人最該傳達給廣大觀眾的想法，沒有一句繞彎和多餘的話。
同樣是2011年，孟非在接受騰訊娛樂頻道記者采訪時的對答話語，也能明顯看出他說話不磨嘰的風格。
騰訊娛樂：你介意別人把你定位為娛樂主持人嗎？
孟非：我不覺得我是哪一類主持人，我就是電視台的一名員工，領導需要做哪個類型，我就做哪個。我做過很多節目，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我很感謝觀眾，成功的主持人最應該感謝觀眾，觀眾給了他機會。
騰訊娛樂：節目做到一定時期，就會出現瓶頸或者其他的問題，你現在主持的兩個節目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孟非：沒覺得有什麼問題，隻要觀眾還願意看，就沒什麼問題，等都不願意看了，就有問題了。
騰訊娛樂：之前你說過如果觀眾隻喜歡主持人的話，那是主持人的失敗，但是很多觀眾看電視是衝著你去的，你不覺得這是你的個人魅力嗎？
孟非：感謝觀眾的好意，大家很疼我，但是我覺得，一個成功的節目，主持人應該是其中一個符號性人物。過分膨脹或者謙虛，都不是實事求是。
可以看出，孟非在回答每一個問題時所說的話都非常簡練而到位，有時候甚至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話還要少。當然，我們提倡說話不磨嘰，注重說話效率，既為自己也為他人節約社交時間，並不意味著一刀切地鼓勵大家少說話，而是說，當你可以用幾句話清楚表達意思的時候，盡量不要因為各種沒必要的因素而考慮過多，致使自己的話語太煩瑣而顯得累贅不堪。
從本質上來說，說話不磨嘰與話語的多少是兩個層麵的概念。有的人因為性格使然，可能相對比較沉默，而他在與人交流時，又因為不經常鍛煉說話水平而使得口頭表達能力相對欠缺，於是在表達觀點和陳述事實時，雖然說不了幾句話，但是句句都似乎拖泥帶水，一點兒都不幹脆清爽。有的人可能會根據不同的問題與社交場合，說不同數量和分量的話，但無論話多話少都不影響他的說話效率：話多的時候必定是需要表達較多的意思，話少的時候也一定是說清楚了想表達的意思。我們從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群儒的片段，就能夠深深體會到。
當諸葛亮到江東遊說東吳聯合抗曹時，初來乍到就受到了群儒圍攻。其中麵對東吳資深名士張昭的譏諷時，諸葛亮結合蜀國以往諸多國情實例，詳細做了對答：“鵬飛萬裏，其誌豈群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沉屙，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髒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尪羸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裏，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眾，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嚐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與張昭等幾人辯論完之後，麵對薛綜所說的曹操已經天下歸心的言論，諸葛亮“厲聲”反駁，雖然話語不多，但句句擲地有聲，對東吳群儒起到了很大的震懾作用：“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複言！”當諸葛亮說完後，薛綜“滿麵羞慚，不能對答”。
諸葛亮與張昭和薛綜的辯解，僅從話語多少上來看，差別的確很大；但如果僅從話語多少來判定諸葛亮說話是否囉唆，顯然是錯誤的。諸葛亮對於張昭的譏諷之所以能夠有理有據地細致辯解，是因為張昭針對的是諸葛亮本人自比管仲和樂毅這些古代大賢，但卻在一開始並沒有為蜀國取得明顯的治國和打仗成效的事，所以諸葛亮必須要結合實際情況講述清楚，如果少了哪怕一個要點，都可能打不開東吳儒士的眼界，影響到未來孫劉雙方的結盟計劃。因此諸葛亮雖然說了很多話，但卻沒有一句不該說的話。同時，在對待薛綜的問題時，諸葛亮草草幾句了事，並且在最後直接告誡對方不要繼續說下去，是因為薛綜所說的內容直接違背了當時甚至整個曆史事實該具有的現實原則。因此，諸葛亮雖然隻說了短短幾句，但他一針見血地反駁，已經表明了立場，起到了效果。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話語的多少與說話效率的高低並沒有直接關係，而且，如果在需要大力論證或者解釋的時候，你放棄了機會和權利，這並不叫說話講求效率，隻是呆板地敗給了“效率”這個生硬的概念；同樣，如果在幾句話就能理清或者需要點到為止的時候，你偏揪住“遠交近攻”不放，擺出不吐不快的架勢，那更與說話效率沒半點兒關係了。無論哪種情況，不管你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之舉，都在客觀上造成了不尊重聽眾、浪費聽眾時間的事實。
因此，在現實中應多注意說話效率方麵的主動自我提升，使自己傳達給別人的信息既準確又快捷，節省自己表達的時間，節約他人傾聽的時間，不糾纏、不磨嘰，才是創建良好、和諧、高效的話語環境的基礎。
不浮誇：倒一杯水使人看到一桶水
汪涵：上天拋給你的東西，用自己的雙肩去承受，不管拋給多少，你先扛著，扛著的目的是讓你的身體更加堅強、雙臂更加有力。
人生活在社會中，都有想得到他人和社會認可的心思與願望，這無可厚非。於是無數人在一生當中的絕大多數歲月裏從來沒有放棄過積極努力的態度，沒有停止過向上奮鬥的步伐。不過，也正因為此，總會有那麼一些人，在行走人生路的過程中，偶爾出現急於求成的心態。
人的思想一旦出現歪斜，就難免會做出些出格的事情，如果急於求成，於日常生活中就難免浮誇。清朝著名學者劉大櫆在《漁溪巴君墓誌銘》中寫過一句話：“平生樸實自守，最厭浮誇之習。”一個表現浮誇的人，也就是一個不懂得樸實自守的人。
渴望得到他人和社會的承認是最正常的心理表現，但一定要在樸實自守的前提下不斷使自己變得強大。浮誇的人，不但會使別人對他的品行產生質疑，而且這種心理也不利於他的長期成長與發展。隻有踏實奮進才是正途，真正成為“功夫了得的高手”時，根本不用以浮誇的姿態處處吹噓，自然就會得到認可。也就是說，到了那種時候，即使你向別人倒出的隻是一杯水，大家也能從中看出你其實擁有一桶水，而不是一個浮誇出來一吹即破的氣泡。
真正的高手雖然喜歡深藏不露，可是金子總難掩發光的自然屬性，著名主持人汪涵就是這樣一塊真金。他本質上是個樸實自守的人，但隻要有他在，他的光芒總會掩不住地散發出來。與他接觸的人，甚至僅僅通過屏幕知曉他的億萬觀眾，都能夠通過他展示的那“一小杯水”深深感覺到他所具備的豐富內涵和知識。
2014年3月，汪涵在央視《開講啦》欄目中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講，向現場300位大學生分享了一個重要話題——“不要輕視行動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汪涵，來自湖南電視台的一位節目主持人。我主持了十八年的節目，像這樣的舞台、這樣的燈光、這樣的攝像師、這樣的觀眾、這樣的氛圍，我應該特別地熟。但今天，一個人站在這個舞台上的感覺非常奇妙，甚至說奇怪，還好有你們，有現場諸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主持人待在舞台上，應該像春風一樣，他能夠讓舞台上所有的一切變得那麼自然、那麼妥帖，就像顧城詩寫的一樣：“草在結它的籽，風在搖它的葉，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我有時候特別希望，我站在舞台上什麼都不說，就十分美好。
其實，我在這裏特別希望跟年輕朋友分享的是，不要輕視行動的力量，也不要輕視個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認為該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是1996年中專畢業，緊接著，讀的是湖南電視播音專科學校。後來我去了湖南經視，到目前為止，我的人事關係依然在那個電視台。我在這個電視台，開始是做劇務。當時我們劇務組有兩個人：我和李維嘉。做劇務的時候，我們倆是最快樂的劇務，每天往這個演播廳扛椅子。扛椅子的時候，我就說：“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會是毛寧坐的。”維嘉說：“那我這個椅子還有可能是林依輪坐的呢。”那個時候現場有256個觀眾，給每個來看節目的觀眾都發個塑料袋，每個塑料袋裏麵有五十多件禮品：鹵蛋粉、電燈泡、水龍頭、麵條、醬油……我們每天就往塑料袋裏放禮品，做得特別快樂。
後來我當了現場導演，給現場的觀眾講一些笑話，活躍現場的氣氛，帶領全場的朋友鼓掌。我記得，在當現場導演的時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厲害的。有一次，我們台長到現場來看節目，就問身邊的人：“這哪兒來的現場導演？”然後對我說：“小夥子，你過來。”我就過去了，說：“台長，你好！”“把倆手伸出來。”台長說。我說：“啊，怎麼做節目還檢查指甲蓋洗沒洗幹淨？”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別紅。他說：“你們看，這個現場導演多麼投入，鼓掌鼓得多麼賣力。”
後來，我又當導演，可以讓我特別欣賞的節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節目，還有什麼比這更開心的呢？沒過多久，台裏麵做內部的晚會，台長說，汪涵是學播音主持的，讓他去試試吧。可以在全台同事的麵前主持節目，開心得不得了。後來做了一個節目叫《真情》，台長就問當時的一個節目主持人：“汪涵當搭檔可以嗎？”那個主持人說：“可以。”然後台長還問了一個燈光師：“小廖，你覺得汪涵可以嗎？”燈光師說：“不錯，暖場的時候，全場觀眾都樂成那樣，讓他去吧。”太開心了，我可以當主持人。
所有的事情，我都特別開心地去做。不管是什麼情況，我都接受；再尷尬或者再難堪的局麵，我都一定要扛過去。因為麵對困難無非三點：渡過困難，你有渡過困難的智慧；麵對困難，你有麵對困難的勇氣；繞過困難，你有繞過困難的狡猾。多好，你還要生命教你什麼？你還要這個舞台教你什麼？就像塞內加曾經說過的這樣一句話：“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的人生都讓人潸然淚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現的應該是這樣的一種情緒：既然我們都知道最終的歸宿是那樣，我們何不開開心心地、歡聲雀躍地、一蹦一跳地朝著那樣的一個歸宿去？
叔本華好像也說過同樣類型的話：如果你的眼神關注的是整體，而非一己的生命的話，那麼你的行為舉止看起來會更像一個智者，而不是一個受難者。所以我特意在這裏花這麼長時間所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還這麼健康；不管怎麼樣，我們還能夠這麼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麼都不會失去。就算你有一天經曆了所有的東西，你會覺得：“哇，生命有太多苦難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有苦難了。很多哲學家窮其一生，他們有可能就是為了告訴大家，其實生命有太多的苦難，我們應該用微笑去麵對它。
“舍得”這個詞，我去查了一下。最開始，有兩個人，說要投胎到人間去；有兩種人生，一種是“舍”的人生，一種是“得”的人生。然後閻王爺問兩個人：“你們兩個分別選什麼樣的人生？”其中一個說：“我要過‘得’的人生。”另一個人說：“行吧，那我就過‘舍’的人生吧。”於是乎兩個人來到人間，過“得”的人生的那個人，最終成了一個乞丐，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別人給他的，他得到的是別人的資助、別人的憐憫。而說要過“舍”的人生的那個人，成了一個特別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財富、自己的知識、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一點一點地給了別人。但是，我想，今天這麼多年輕的朋友，“80後”“90後”，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在腦子裏，建立這個“舍”和“得”的概念？後來一想，不應該，與其在這裏跟大家強調“舍”和“得”，還不如去考慮“舍得”背後的另外一個詞——接受。
上天拋給你的東西，用自己的雙肩去承受，不管拋給多少，你先扛著，扛著的目的是讓你的身體更加堅強、雙臂更加有力。這樣的話，有一天它饋贈給你更大禮物的時候，你能接得住。在一生當中，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回過頭的時候，你或往前，或往後，或停下來的每一個腳印，都成為詩句的話，你就踏踏實實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有刪減）
我們來認真分析一下汪涵的這段演講。
首先，話語樸實是這段沒有運用多少技巧的演講最高的技巧。所謂無招勝有招，如果你通過電視觀看過汪涵的這段演講，就一定會為他表麵上漫不經心、形式上樸實無華、氣質上從容大氣的演講風格所折服。他並沒有運用什麼高超的工具性的演講技巧，隻是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結合自身經曆娓娓道來，中間穿插了幾段或與自己有關或與主旨有關的小故事而已；短短十多分鍾的演講，他的語氣、表情和手勢都顯得自然大方，沒有過於浮華和有意渲染的成分。但是身為聽眾，我們可以通過他的樸實與“平淡”，明顯感受到一種源於話語本身的吸附力一直在牢牢地粘著所有人，這正是自然樸實所產生的力量。
其次，思想深刻是這段演講的精髓。樸實並不代表膚淺，很多哲理深刻的話語，都是通過樸實的表達流傳開來的。汪涵的話語雖然樸實無華，但卻承載著深刻的思想，有關人生，有關奮鬥，有關成功，有關付出，有關事業，有關快樂……通篇來看，它處處隱含著演講者自己對人生很多方麵的深入理解與思索，是個人思想的有力展現。正因為這份深刻，汪涵的演講並不因話語樸實而隻適合沒有多少人生經曆的莘莘學子或者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來聽，它也對那些喜歡“思考人生”的知識分子或人生經曆特別豐富的人有積極的交流與探討意義。
最後，文采斐然為這段演講增色不少。演講中，無論是名人名言、名詩名句，還是各種修辭手法的運用，都恰到好處，行雲流水一般，使一篇本為口頭交流的演講詞也像精心雕琢過的書麵文章一樣，充滿了才氣與文藝韻味，絲毫沒有給人做作和掉書袋的感覺。文采其實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它往往能夠在很多時候起到放大鏡或催化劑的作用，一個說話浮誇的人如果運用文采，必定會放大他的浮誇，令人更加生厭；而一個樸實自守的人在說話時流露文采，卻能更加突出他的諸多優點，為個人形象增色添彩。汪涵的這段演講，正是對後者的有力說明。
綜上所述，這是一篇不浮誇卻能讓聽眾感受到演講者知識廣博、思想深刻、內涵豐富、才氣縱橫，處處展現著高超說話水平的絕佳演講詞。汪涵十多分鍾的演講，時間並不算長，內容並不算多，但通過他平淡而意味深長的述說，我們能夠深深感受到他具備一定的智慧與高度。也就是我們上麵所說的，通過他倒出來的一杯水，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他是擁有一大桶水的人。這桶水與學識、修養、知識、能力通通有關，再結合他的前行經曆和所取得的成就，我們自然也會明白，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紮實走過來的，前一步都為後一步做了有力的鋪墊，不冒進、不急躁，不虛無、不浮誇，最終才有了如今別人眼中所看到的成功。
有句話叫“低調做人，高調做事”，低調做人就是我們所說的不浮誇，以樸實自守、踏實奮進為標準，不斷地夯實自己各方麵的基礎，使自己成為一個因具有實力而顯得穩穩當當的人；高調做事則意味著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是人的內心陽光向上的外在表露，也是他人和整個社會能夠真正了解你，明白你有一桶水，並為你提供最大化人生舞台的途徑。二者並不矛盾。
做人做事層麵如此，社交時的說話層麵也是同樣的道理。說話是做人的組成部分，甚或可以說如何說話或者說話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做人能力的大小。像汪涵一樣，說話樸實低調不浮誇又時時處處流露亮點，既代表了社交水平，也說明了做人能力。因此，我們要想改善自己在做人方麵的不足，可以從學著讓自己說話不浮誇開始，把無謂的精力收回來，全部放在提高自身的各方麵素養上，終有一天你積攢的“那桶水”會成為你驕傲的資本。
不輕浮：你每句話都體現思想的深淺
易中天：我們讀曆史就應該像看自己鄰居家的大叔大媽過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媽媽過日子。
從一定意義上看，能夠思考和懂得思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體現。我們不能說低等動物沒有思想，但顯而易見的是，低等動物頭腦中的所謂思想與人的思想是絲毫沒有可比性的，這正如法國哲學家帕斯卡所說：“思想成全了人的偉大。”
人們在日常交往中，一言一行都是思想深淺的外在展現，而思想的深淺又總是與素質和修養有關。毫無疑問，無論是誰，都喜歡與素質高、修養好的人接觸和深交；而那些舉止和言語較為輕浮的人，則是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對象。故而我們在社交當中，要學會由內而外地提升自己的素養，尤其是在與人交談時，你的每一句話都體現著你思想的深淺程度，代表著你在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方麵的思考與自我訴求，因此，平時多注意在語言表達和口頭交際方麵管理自己是尤為重要的事。
現實生活中，其實存在著很多學識淵博、善於思考、強於表達、思想深刻，值得我們努力學習的好“老師”。他們可能脾氣性格各異、知識結構有別、所處領域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都能夠在與人交流時將自己的思想很好地表達出來，使人感受到他們的修養與境界，從而產生很大的好感。知名學者易中天就是典型的例子。
易中天曾在2014年底接受《新京報》專訪時，闡述了自己看待曆史和與史書寫作有關的理念。通過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都能體察到他對待曆史和現實問題的態度與思想，能夠對一個學者紮實穩健的治學精神產生頗多感悟。
《新京報》：2006年的時候，你說過曆史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從《品三國》到“易中天中華史”的《三國紀》，你覺得是身體力行在打破曆史層的壟斷權，還是說你本身就是一個知識人，本身你就有這種需求，或者說兩個原因都有？
易中天：好像兩個原因都不是吧！其實寫《中華史》是我一個長期以來的願望。實際上，早在《品三國》之前就已經有這個願望了，隻是沒有找到一種最好的表述方式。為什麼要寫《中華史》？首先，作為中國人，總要找到自己的根，比如海外華人華僑，即便他們已經入別國國籍，依然認為自己是華人，他們很關心中國的狀況，也很惦記自己的祖先，總覺得根在這個地方。因此我就有一個備感好奇的問題。為什麼華人的身份認同感這麼強？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甚至，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也是有原因的。不把這個原因找到，心裏不踏實，這個恐怕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這段話中，易中天回答了自己創作《中華史》的最重要初衷，答案集中到了尋根的深刻層麵，而並非如大多數人對他的主觀而片麵的理解那樣，隻是出於名利目的。
易中天自從登上央視《百家講壇》講解“三國史”出名後，廣受微詞，但隻要認真全麵地研讀分析他的作品，我們真能從中察覺到一個致力於曆史文化研究與寫作的人對他所涉及的領域有著深刻的思考與追求。
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有句名言：“應該堅信，思想和內容不是通過沒頭沒腦的感傷，而是通過思考得來的。”易中天在訪談中提到的尋根理念，代表的是文化人的一種精神理想和寫作責任。
《新京報》：我猜測，這裏麵是不是還有個原因，你以前讀曆史的時候，有讓你不滿意的地方？65歲了還身體力行做這麼一個大工程，肯定有一個動力來源。
易中天：對，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斷。以前讀曆史書確實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第一個，《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所謂本紀，是以帝王為曆史的線索；《資治通鑒》的意思更清楚，是治老百姓的。如果這種寫法繼續延續下去，第一，它是維護統治的；第二，與我等無關，那要它幹什麼？它永遠隻能發現統治的得失。
《新京報》：怎麼樣治人。
易中天：對，它頂多就隻能總結出這個東西來。我們民族要如何實現偉大複興；為什麼鴉片戰爭以後，會有這一百多年來的起伏跌宕；將來我們怎麼麵向世界；在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每個人何以自處？這些問題《二四十史》是不會告訴我們的。
《新京報》：《二十四史》之後的呢？
易中天：基本上全非全球視野，好像我們民族的曆史是全封閉的，這是第二個不滿意的地方。第三個，大多數史書寫得實在不好看。它是給曆史工作者看的，不是給廣大讀者看的。曆史不是某些人的專利，你要打破這個專利，就必須讓曆史變得可以親近，我們讀曆史就應該像看自己鄰居家的大叔大媽過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媽媽過日子。
《新京報》：這就是《中華史》要達到的目的吧？
易中天：正是。這個《中華史》的任務是：第一，要弄清楚我們從哪裏來；第二，要弄清楚我們在怎麼走；第三，如果有可能，回答我們到哪裏去。這是《中華史》第36卷的任務。至少，第36卷會回答：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為什麼會這麼走。所以，我把36卷本《中華史》的主題歸結為這樣一句話：三千七百年以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最重要的是要回答為什麼，而過去的史書往往隻講是什麼，不講為什麼，即便講為什麼，也是講很直接的，而不去挖深層次的東西。我是主張邏輯與曆史一致的，這是黑格爾的方法。我認為，在曆史的現象背後一定有原因，原因的後麵也有原因，最後有一個總原因，這個總原因就叫曆史的邏輯。曆史是有邏輯的。
透過易中天的回答，我們不難看出他骨子裏有一種“不安分”的因子。雖然古人的經典著作對今人大有裨益，但我們不能忽略其中受曆史局限性影響而存在的瑕疵。易中天的“不安分”正是集中在對那些瑕疵的彌補上。他結合現代人在理解、記錄和講述曆史方麵的一些觀念，重新敘述中華民族的偉大曆史文化，並且在訪談中毫不諱言地提了出來，且具有哲學層麵的深度探討。我們不但沒有感覺到他有絲毫怠慢先賢的輕浮之意，反而看到了一個執著於曆史與文化本身的學者“執拗”的治學思想與精神。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局限，但總體而言，新一代總會比上一代的眼光更加高遠一些，因為我們畢竟是站在先賢所創造的輝煌文化成果之上來看待問題的。易中天作為草根學者，能夠與時俱進地結合時代特征，通過文字重述曆史，將自己的治學理念融入其中，詳細地展示給普通大眾來看，這需要具備承擔某些可能性質疑的膽識，也折射出了他在做學問和對待寫作方麵值得我們重視和學習的思想。通過他麵對媒體時的詮釋，廣大讀者會更精確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我們與人交流，很可能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諸多方麵都有所不同，但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事物的理解，有自己的思想觀念，哪怕產生分歧，也不能否認彼此思想上的價值。《史記》中記載的我國古代兩位先賢孔子與老子會麵時的一場對話，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後來，有弟子問孔子對老子的印象如何，孔子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碰到了崇拜已久的老子，虔誠地向他谘詢禮節上的事情。老子的主張與孔子的差異畢竟很大，因此，老子對孔子的“關照”實際上有很多是孔子不認同的，可這些都不能否定兩位哲人在哲學和文化領域的巨大成就。無論老子對孔子的教導，還是孔子對老子的評價，句句都是含金量極高的哲理性話語。雖然他們思想各異、見解有別，但在當麵對話和背後評價時無絲毫輕浮之意，這既是有關說話的極好範本，也是與為人處世有關的經典案例。
作為普通人，我們可能很難在短時間內鍛煉成思想多深刻的人，但我們絕對可以通過對偉人和成功人士說話之道的鑽研和學習，在日常交際中懂得如何提升說話質量、怎樣將自己或多或少的觀念與想法通過語言傳達給周圍人。
不局限：眼界寬窄決定說話水平
柳傳誌：領導人過於不放心，要親自去操作，這是個大的問題。
在成功學上有一種早已被認可的觀點：一個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遠，主要看他的眼界有多寬廣；一個團體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遠，主要看領導者的格局有多宏大。一個眼界寬廣、格局宏大的人，在看待事物和事情的時候，往往能夠比常人站得更高、考慮得更廣，因而能比常人看得更深遠，在做人做事上也就會優於常人。
我們在與人交往時，總能遇到一些說話令我們茅塞頓開的人，他們的觀點和境界會使人豁然開朗。這樣的人，大多都具備寬廣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在日常交際中，我們可以從說話層麵做起，有意識地向成功人士學習，不僅能夠提高說話水平，更能夠由外而內地提升我們的眼界與格局。
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誌接受《楊瀾訪談錄》采訪時與楊瀾的一段對話，就非常精準地體現了他寬廣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值得我們認真揣摩和學習。
楊瀾：有人說柳傳誌的智慧就是他能夠審時度勢，而且能夠在自己還沒有糊塗的情況下，已經把後麵的梯隊安排得很好。現在當然有人說這個下麵是五家公司也好，五虎上將也好，無非指的都是這個方麵，就是他們都能夠獨當一麵了。從培養人才的角度來說，聽說你受諸葛亮的啟發還挺大的，能不能跟我們說得詳細一點兒？
柳傳誌：我跟我們公司退休的同事一起去武侯祠的時候，我在車上發表感想，覺得諸葛亮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在達到目的的過程中，表現出了超人的智慧，但是最後他沒有達到目的，他的目的實際上是想讓蜀國來統一天下。沒有達到目的的根本原因是他的生命到了盡頭，也就是說，後麵的人接不上班，因此，培養接班人、怎麼樣培養接班人，是個重要的問題。諸葛亮不是完全沒有注意，他不是也注意提拔薑維了嗎？但是方法上有些問題。什麼問題呢？就是諸葛亮在提拔薑維以後，他還是事無巨細、事必躬親。而正確的方法實際上應該是由薑維來操作，他在一旁進行指導，由指令性的領導方式變成指導性，最後變成參與性，相連接，最後由他們來做，自己在旁邊看。到那個時候，薑維也能獨立做事了，這時候你就放心了，也不至於那麼累。因此呢，領導人過於不放心，要親自去操作，這是個大的問題。
關於接班人的問題，不光在企業界存在，實際上在所有領域都或多或少有類似問題存在。人畢竟隻有短短百八十年，無論多麼有能力的人，都不可能永遠將自己開拓出來的疆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選擇一個能夠在各方麵讓自己滿意的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柳傳誌提到的諸葛亮是很多人都敬愛的曆史人物，但正如柳傳誌的分析一樣，諸葛亮的能力有目共睹，但他的確在選擇和培養接班人方麵沒有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績。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諸葛亮的確不是一位格局特別宏大的人。就像楊瀾所說，柳傳誌從諸葛亮這樣一位廣受世人讚賞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他的缺點及其對自身造成的局限，因此，其在創業和帶領企業前行的過程中，一直非常重視接班人和公司管理層的培養，每一個重要崗位上的管理者，單拎出來都可以獨當一麵，即便在最高領導者不在的時候，也能夠獨自思考並解決所有問題。
從對話中可以看出，柳傳誌從管理企業的角度入手，寥寥幾句話就分析透了諸葛亮在培養接班人方麵存在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具體的修正方向和方式。這一方麵說明了柳傳誌在用人和培養人才方麵的獨到、精深之處；另一方麵也體現了他至少在人才觀上具備非常長遠的眼光，而這正是格局宏大的最佳展示。
實際上，由說話來展示我們身上具備的各種品質，是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式。我們不否認存在口若懸河但心胸狹隘的人，但總體來說，言由心生才是非常普遍且合情合理的規律。柳傳誌能夠說出這番見地長遠而深刻的話語，並非沒有原因。在他創建、維護和開拓事業的幾十年生涯中，有無數事實可以有力地說明他的眼界與格局，而這些成就的取得或者說品質的煉成，是細水長流經久不怠的結果。經過久而久之的曆練，便會在日常話語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在《楊瀾訪談錄》中，主持人楊瀾提到了當年聯想並購IBM PC業務的事情。楊瀾說，柳傳誌在前往美國簽約並購案時，恰好兩人在機場相遇，談笑風生，聊得非常酣暢，但柳傳誌並沒有提到並購的事情。沒想到幾天後柳傳誌回國了，就傳出了這一重大新聞。楊瀾對這件事的評價是：柳總太沉得住氣了。其實，這並非隻是看上去很“沉得住氣”那麼簡單，這其中也有格局的展現。
一個人具備了大的格局，自然能夠在心中放得住大量的事情，無論事情有多重要或值得炫耀，於他而言都是與其他不值一提的事情一樣的正常事，自然隻會在需要提到的時候才與他人談論。因此，當柳傳誌與楊瀾在機場碰到後，因為談論的內容並沒有涉及並購相關的話題，也就無從談到，同時也能夠說明，無論當時他們談的是什麼話題，都從側麵反證了柳傳誌高超的社交水平和說話藝術，而這也並非柳傳誌有意為之，而是基於他的格局而自然發生的。
當楊瀾問到“回頭再來看並購IBM PC一事，是怎樣評價的”時，柳傳誌說：“應該說這是一著險棋，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這個事將來在MBA的教材上肯定要書寫一筆，因為IT業務領域裏邊，並購成功是極其鮮有的，更何況是這麼一個中國企業並購一個美國企業，一個小企業並購一個大企業，你想這個困難肯定是很多的。但是，這著險棋成功做成了，將會給聯想的發展帶來一個飛躍，甚至對中國企業摸索往前走的道路而言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還是非常值得的。今天看來，我不敢說這步險棋已經成功了，但肯定順利地走上了規範（之路）。”
中美企業的發展，無論從起步時間、成長曆程還是發展規模上整體來說，都存在很大差距，所以當一家中國企業想要並購一家美國企業，而且是非常有實力又全球皆知的美國企業時，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因此僅就做出這一決定，已經是擁有了不起的眼光和魄力了。通過柳傳誌所說，我們能夠明白，他在決定這件事情時，的確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但同時更深刻又長遠地看到了並購後可能為聯想帶來的有利方麵，於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最終決定兵行險招。後來的事實證明，聯想對IBM PC的並購，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積極作用，對提升聯想的國際影響力和品牌價值起了很大作用。
不能否認，我們對很多東西的了解，都是通過當事人或者知情者的口頭介紹，通過柳傳誌的講述，我們不僅知道他在考慮事情時的一些長遠思維，更能感受到他在經營事業上的雄心壯誌和開闊思路。因此，說話的重要性也就顯現了出來。
有句話說：“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的確，眼界和格局非常重要，決定我們能走多長的路，也決定我們所率領的“隊伍”能走多遠的路。通過成功者的語言來學習提升自己的眼界與格局，雖然看上去沒那麼簡單，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是最容易掌握也最容易取得成績的方式方法。所以，我們如果對成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話，就一定要在社交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意地通過“聽”與“說”來鍛煉和提升自己。隻要堅持，相信終有一天，你會猛然發現，自己在看待問題時所站的高度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不賣弄：搞不好就會成為井底之蛙
張瑞敏：如果一個管理人員沒有成果，隻有管的這些人，是沒有必要存在的。
俗話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本是很淺顯的一個道理，可是在現實生活中，總會有那麼一部分人，無論說話還是做事，都喜歡張揚賣弄，給人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覺。
其實，如果真是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根本不用自我“張羅”，自然會有人“聞著酒香走進巷子”；如果自身並不具備多高的素質，即使朝外使再大的勁，都不見得會產生多好的效果，反而會使別人厭煩。即便是那些真有能耐的人，如果按捺不住個性，賣弄自己的能力，觸碰到了某些底線，也會引發難以想象的後果。三國時期曹操手下的主簿楊修，就因為賣弄“智慧”和學識而使主子反感，最終不但沒受重用，反而丟了性命。
真正的社交法寶，不是張揚，不是賣弄，而是質樸和謙虛。唯有言語質樸、說話謙虛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社交寵兒。
質樸是最簡單的一種生活形態，也是很難做到的一種境界。比較上檔次的說話風格，一般有兩種：一種是溫文儒雅，有相對深厚的思想支撐，學識很廣泛，素養也必然不低，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能讓人茅塞頓開，如沐春風；另一種便是淳樸實在，體現的是真誠的內心，表達的是最真實最抓人心的內在品質。或許看似語言直白，卻總能讓人有所收獲，感受到那份簡單、敦厚和質樸。
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在《為君難論下》中說：“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人之初，性本善，但多數人都是平凡的人，也都是質樸的人，因此這種品質也最能走入人心。能夠體現一個人品性質樸的要素有很多，說話是其中極為重要且明顯的方麵之一。很多時候，我們根本不需要去考量如何說話才能讓聽者與自己感同身受，隻要發自肺腑地說出口，不用去想是否抑揚頓挫，也不用在腦海中尋覓辭藻來修飾，自然就能讓聽者感受到自己所表達的情感。
海爾集團創始人張瑞敏是我們熟知的偉大企業家，他憑借著智慧與能力，以及對機會的準確把握，將海爾品牌推出中國，走向了廣闊的海外市場，成為世人皆知的“中國造”，不但獲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就，也贏得了國內外無數人的欽佩與敬仰。如此成功的人，在平時與人交流時，他也並不喜張揚好賣弄，而是總以最質樸的語言對外傳達著自己有關企業、產品和人生等諸多方麵的經驗與感悟。張瑞敏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安德魯·希爾采訪時，曾與其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安德魯·希爾：您是怎麼接觸到德魯克（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大師，“現代管理學之父”）的作品的？又是怎麼把西方管理學家的理念運用到海爾的管理實踐中的？
張瑞敏：最早是在20世紀80年代，我找到了一本台灣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當時，對我震撼最大的一個觀點是，“管理得好的工廠，總是單調乏味，沒有任何激動人心的事情”。當時的中國企業，恰恰要求有激動人心的事情，誰做得很好、突擊、幾天幾夜不睡覺等。所以，讀了之後就覺得企業不應該是這樣的，而應該像德魯克所說的，沒有激動人心的事情，“因為凡是可能發生的危機都早已預見，且已將解決辦法變成例行工作了”，做企業不能把所有事情變成例外、把所有的事情都變成危機。另外，德魯克對企業相關的定義也跟國外很多管理學家都不一樣。比如說，“關於企業的目的，隻有一個正確而有效的定義：創造顧客”。而當時的西方是說，企業是由追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來定義的。再比如，對於員工，德魯克說，“每個人都應該成為自己的CEO”，就是讓員工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對管理人員的定義，傳統看法對管理人員的定義是“有多少個下屬”，而德魯克的定義是“重視貢獻、對成果負責”。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管理人員沒有成果，隻有管的這些人，是沒有必要存在的。
張瑞敏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始終以自己學到的東西作為回答問題的方向和答案，一直抱著最質樸的學習心態來講述自己多年的經營理念與感悟。他雖然在商業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說話的內容並沒過多提及自己的能力。他引用德魯克的經典話語，述說管理學大師對他的影響，全是發自內心的質樸表現。而這種質樸並非僅限於說話層麵，我們通過他的觀念也能看出，他在中國企業界普遍“激情澎湃”的時候，仍然踏踏實實認真地帶領員工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不消極，不冒進，為海爾發展的各個方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言語質樸外，在與人交往時，如果態度謙和，則更容易引發別人對你的好感。
在我們人類的骨子裏麵，都希望認識比自己層次更高的群體，也更喜愛接受他們當中說話謙虛的那部分人。19世紀英國的浪漫主義作家史蒂文森就說過：“善良和謙虛是永遠不會令人厭惡的兩種品德。”美國著名發明家愛迪生也曾說：“謙虛不僅是一種裝飾品，也是美德的護衛。”
可見，謙虛作為人的一種美好品質，與高尚的道德情操不可分割。“人之初，性本善”，我們天生就趨善避惡，喜歡親近那些擁有諸多美好品質的人。在實際生活中，自高自大的人往往令人生厭，而謙虛謹慎的人則極具吸引力和號召力。《晉書·良吏傳·鄧攸》中，作者評價鄧攸說“性謙虛，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鄧攸性格謙虛，不管對待什麼樣的人，都能夠做到一視同仁，因此身邊團結了無數一心相交的朋友，他自己也因此受益，成為棟梁之材。
人的優點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麵，而謙虛無疑是其中頗具分量的一點，即便是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如果他有著謙虛的本性，也能夠使自己發出光亮。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牛頓說：“謙虛對於優點，猶如圖畫中的陰影，會使之更加有力，更加突出。”謙虛正如人性高尚的催化劑一般，能使你的優點格外閃亮。
我們都知道，聖人孔子不僅滿腹經綸、博學多識，而且非常謙虛。或者說，正是由於他具備謙虛的本性，才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放低身段，向他覺得可以為師的任何人請教問題，也才成就了他流傳千古的美名。
相傳孔子周遊列國時，有一天在去晉國的路上，碰到了一位擋道玩耍的孩子。孔子對他說：“孩子，你不應該在路中間玩啊，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沒想到這個小孩不但不害怕陌生人，而且大膽地指著自己在地上用碎石擺弄出來的造型問孔子：“老人家，你看這是什麼？”孔子仔細一看，原來是孩子用泥土石塊和瓦礫堆砌出來的一座城堡。小孩問孔子說：“你說到底是城給車讓路，還是車給城讓路呢？”一席話，說得孔子啞口無言，他轉身對跟隨在身邊的弟子們說：“這位小孩如此懂得禮數，可以做我的老師啊。”最終，孔子隻好和弟子們一起繞城而過。
這便是發生在孔子與7歲的項橐之間的故事，有史可查。當時，孔子已經是名震四海的大學問家，卻在被一個孩子難住後馬上謙虛地告誡弟子並認他為師。兩千多年後，當我們從古代典籍中讀到這個故事，並沒有因為孔子被一個黃毛小兒為難就看輕了他，而恰恰相反，我們從孔子言語謙虛的事跡中，看到了他身上特殊的品質與魅力。這就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所說的：“偉大的人是絕不會濫用他們的優點的，他們看出自身超過別人的地方，並且意識到這一點，然而絕不會因此不謙虛，他們的過人之處越多，他們越認識到他們的不足。”
很多人在平時的說話過程中也會有謙虛的言辭，但是與說話相搭配的語調、神色、姿態和平時的所作所為能夠真實地反映出他本性並不謙虛，而隻是出於某種表達需要和場合需要而為之。真正的謙虛，發乎情而止乎禮，表現的是一個人的美德；說話謙虛，也是在維護自己的美德，並無其他勢利因素的考慮。唯有如此，才能配得上、對得起“謙虛”二字。
我們在日常交往中，唯有始終保持一顆質樸而謙虛的心，才能夠在與人接觸時將自己的身段和心態放平，以海納百川的姿態不斷吸收社交營養，使自己的能力與水平迅速提高。或許我們可以套用某句名言的格式這樣說：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大多數優點都是相同的，而那些很難成功的人，卻各有各的缺點。我相信，質樸和謙虛，一定是世界上絕大多數成功者身上共有的品質或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