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處被殺以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康8年，晉朝選拔出一個人去剿滅齊萬年，那個人就是——孟觀。
每當想到孟觀，很容易讓人記起另外一個人，那就是馬隆，他們兩個人有許多相似之處：
一，都是寒門有為有才之士。
二，都是以宿衛勇士戰勝西北叛胡，一個是在司馬炎時期，殺掉禿發樹機能；一個是活捉齊萬年；
三，都是在任地方官的時候，能保一方平安。
四，都是文武全才，武隆寫了兵書，孟觀懂得天文。史稱孟觀少好讀書，解天文。
但是，兩個人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一，馬隆是義士，為了義不惜冒著被司馬懿殺掉的危險，去埋葬令狐愚；而孟觀則有些投機的跡象，為了前程，聽命於賈後，並且為了煽動諸王參加誅殺楊駿的政變，而不惜“頗加誣其事”（《晉書，孟觀傳》），對楊駿進行誣陷。
二，兩人雖都是文武全才，可孟觀懂得天文，不過天道悠遠，人怎能參透？
也就是這兩點不同，使得武隆踏踏實實，最終壽終正寢，死在官位上；而孟觀，也是因為他自己的這些“長處”，最後卻導致他死於非命……
不過，這些我們以後再說。
現在，讓我們先回到西北嚴峻的形勢上吧。
齊萬年自從擊殺了大名鼎鼎的周處以後，軍威大振，兵力很快達到了數十萬。
而晉王朝不可能放棄關中地區，根據《晉書，司馬顒傳》中稱：晉王朝“石函之製，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會是梁王司馬肜，一會是趙王司馬倫的，來回調任鎮守關中，那是因為，晉王朝十分看重關中這一四塞之地，規定，不是與皇帝最親的王爺，是沒有資格鎮守關中的。
此時的梁王司馬肜的部隊人數也不下齊萬年的，不過，由於屢屢失敗，士氣低落，不堪再戰。心急如焚的晉王朝勢必要選派更加有才能，並且屬於賈皇後親信、梁王司馬肜不敢掣肘的將領來主持討伐行動。
於是，中書令陳準和中書監張華想到了左積弩將軍孟觀。
我們知道：孟觀，字叔時，是渤海東光人，因為幫助賈後誅滅楊駿而被封為上穀郡公，加積弩將軍。陳準和張華對司馬衷和賈南風說：“趙王司馬倫和梁王司馬肜都貴為王公，說到進取，也沒什麼進取心，說到失敗，也不擔心被處分。因此，部隊人數雖然很多，但是，沒有人願意效力，這就是周處失敗的原因。（這種說法不過是顧及司馬肜的麵子）現在是上下離心，難以取勝，我們以為，孟觀是個將才，他沉著堅毅，能文能武，請求派遣孟觀率兵前去討伐。”
兩人的建議立即得到了司馬衷的批準。
孟觀率領的禁衛軍個個都是勇悍無比，以一當十。
他來到關中以後，統領關中的部隊，以禁衛軍為中堅力量，衝在了戰鬥的最前線，主動出擊，與齊萬年的部隊大戰了幾十次，斬殺很多敵人，次次都獲得了勝利，迅速扭轉了不利局麵。
轉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元康9年的正月，在孟觀到達關中前線的數月以後，齊萬年與孟觀在中亭（陝西省武功縣西）決戰，在這場決定生死的大戰中，孟觀的部隊大破齊萬年，並在陣中生擒了齊萬年。
齊萬年被押解到洛陽，斬首示眾。
這場自296年到299年持續3年多的叛亂最終被強人孟觀鎮壓。
再議徙戎
齊萬年的叛亂給撲滅了，但是，先有禿發樹機能，後有郝散、齊萬年的叛亂，這不能不使晉王朝朝廷中的有識之士再次關注起胡人問題來。
然而，此時的晉國朝廷上都是些什麼人呢？
主持朝政的大約分為5類：
一是司馬氏宗室老臣。像很快就要去世的司馬泰，以及我們早已經領教過的司馬肜和司馬倫等人，要麼年老，要麼短視；
二是名士們。像樂廣、王衍、王戎等人，在他們看來，本來做官就是一件違反性情的事，處理經國事務那更不是雅士們應該做的，那都是些俗務，他們的任務就是優遊卒歲，坐看雲閑；
三是樂於做事的人。像張華、裴頠、賈模等人，他們處於各自不同的目的，在盡心盡力地做事，但是，張華已經年老，隻想安度晚年；賈模、裴頠最為操心的事情還不是徙戎，而是賈南風的專權跋扈以及醜聲四溢。
四是其他攀附上麵三類人而爬上一定位子的人。由於晉朝從司馬炎開始，就對隨便提出議案的官員不加處罰——此事杜預就曾指出過，因此，到了現在，這種隨便表態、輕言異議的作風仍然盛行，根本沒有多少人真正認真地去思考、嚴肅地論證一件事，而是隨便發表不同意見。
五是，個別有識之士。但是，他們基本上都身居比較低的職位，左右不了政局。
而提出著名的《徙戎論》的太子洗馬江統，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楊先生評介江統的《徙戎論》是“曆史上考慮最周密，計劃最詳盡，又最切實可行的一個偉大方案。”關於徙戎，從鄧艾到郭欽，再到江統，總的一條就是：把戎人、狄人從內地遷出，斷絕他們擾亂晉人的源頭。
圍繞這一命題，江統進行了全麵深入的闡述：
他舉出曆史史實證明，戎人、狄人的本性是：勢力弱的時候，對中國敬畏臣服；勢力強的時候，即行背叛侵擾。
然後，從周王朝周王朝瓦解，戎狄遂利用這種機會，深入中國本土。到秦王朝統一天下，把蠻夷全部並吞入中國。再到東漢王朝時，西羌各部落多次遂起兵叛變，一直說到晉朝，胡人屢屢作亂，有力地說明了胡人曆來是中原內地安定的心腹大患。
在說明了胡人作亂的事實以後，江統接著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提出了一個被後人褒貶不一、長期爭論的論斷：不是我們的族類，就永遠不會跟我們同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另外，他們作亂的原因還在於，“政府官員和普通平民，都輕視他們、欺侮他們，並認為是這一種天經地義的正常現象，使他們的憤恨和怨毒深入骨髓。等到他們人口夠多，力量夠大之時，不可避免的自會產生反抗之心。以他們貪婪凶悍的本性，加上累積已久的憤怒，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
針對目前的實際情況，江統認為：“關中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曆代帝王建都之地，從來沒有聽說過讓西戎、北狄在那裏居住。”
因此，他提出了一係列具體的辦法。為了批駁反對意見，江統進而站在反對者的立場提出設問，再進行反駁。
最後，江統苦口婆心地指出：“主持國家大計的人，所麵對的事，不應隻憂慮國家貧困，而應憂慮國家不安。中國有四海之大，人民富庶，難道非把異族留在國內，然後才能立國？對這些異族，政府應明白宣布，耐心解釋，送他們返回故土，一方麵解除他們的思鄉之苦，一方麵也解除中國內部的小憂。《詩經·民勞》說：‘愛護中國，安撫四方。’功德永留於世，在謀略中應屬最好的計策。”
但是，以當時的晉國朝廷，沒人能夠下如此大的決心，做如此大的事情。晉國朝廷不能果斷采取措施徙戎，也就一再地錯過了穩定國家的機會。
江統的《徙戎論》隻能讓我們後代的人在看到連綿135年的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時候（從304年劉淵稱王——439年北魏滅掉北涼統一北方，中國進入南北朝時期），唏噓不已。其實，在進入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以後的那150多年的曆史裏，中原大地又何嚐不是爭鬥不已、戰火連年、生靈塗炭呢？
江統，曆史記住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