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烈十二年，七月
福建沿海往東上千裏外，在後世被稱為衝繩，這個時代則被喚作小琉球的群島之上。
四艘形式各異的中型帆船，在這裏找了個島嶼旁停泊，休整補充。
它們來自廣州市舶司
滿載著各類商品，主要是絲綢和瓷器、鐵鍋等
正準備通向北麵的日本長崎港
明代廣州對外的商貿航線，大概可以分為三條，分別是：
廣州一菲律賓一拉丁美洲航線
廣州一歐洲航線
廣州一日本航線
當然，事實上大明海商們，主要的活躍範圍，還是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南海、東海區域。
而前兩條航線的主要段，事實上還是西班牙、荷蘭等國在經營。
於是乎，真正完全掌控在大明海商們手中的，事實上隻有廣州—日本這一條航線。
這年頭的日本幕府，和過去的明廷一樣，是施行禁海政策的。
從後世的結果來看，這一政策的結果，和後來清朝差不多，切斷了國內商業資本與海外市場的直接聯係，抑製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小農經濟免受衝擊，以維護封建的剝削製度。
但事實上，施行政策的統治者並沒有想這麼多，更多的原因，是因為製止西南大名利用海外貿易增強割據實力，以及防止基督教的傳入。
不過和清朝有廣州一口通商一樣，日本在鎖國的同時，也保留了一個對外窗口。
便是後世因為另一件事情而聞名的長崎港。
1635年，幕府發布的鎖國令中，不允許任何外國船隻和人員進入日本，但長崎除外。
並且在長崎，隻允許中國和荷蘭兩國的商船貿易。
中國可以理解，畢竟是傳統宗主國（但事實上並非藩屬國關係，兩者關係比較複雜，確切來說，嘉靖以後，雙方朝貢就已經斷絕，但民間商貿反而更加繁榮。）
並且由於日本的針對性禁海政策，中國海商便可以通過“倒買倒賣”的方式，在日本和被禁止貿易的西洋諸國間賺取利潤。
諸如鄭芝龍等一批明末叱吒風雲的海商集團中，大多都是在中日民間貿易裏起家的，以至於和日本的淵源頗深。
而荷蘭之所以能被網開一麵，則是因為荷蘭是新教國家，不信仰天主教，對於傳教並不熱衷，還在1637年日本西南叛亂之時，幫助幕府鎮壓。
為首體量最大的一艘帆船，看起來頗為嶄新，事實上也的確是前年才從寧波的造船廠下水的新船。
船長吳大嶺，正在和大副商量著從島上補充多少淡水，如果可能的話，盡量再從當地收購果蔬。
“紅毛鬼這兩年是越來越過分了！”
船長吳大嶺知道，對方是在抱怨之前的事情，他們船隊經過台灣落腳，結果被荷蘭人強令征收了近三千兩的“舶停稅”，平均每艘船五百兩，這實在是太過分了。
他們每跑一趟，大明市舶司的關稅，也就才一千八百餘元。
大副抱怨道
從廣州往日本，或者南下南洋，其中最合適的補給點，莫過於台灣。
而此時台灣仍在荷蘭人手裏
隨著大明的進一步對外開放
光烈三年，大明和葡萄牙簽訂《香山協議》，在一係列條件之後，向葡萄牙開放內陸市場，允許葡萄牙在向大明本土至少融資三成的情況下，進入大明本土展開商貿。
而在此之前，西洋商人還隻能在市舶司活動
葡萄牙搶先一步，占據更大的商業優勢，引發其他幾國商人恐慌。
光烈六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也被納入《香山協議》當中
三方在光烈九年初，於廣州再次補簽協議，葡萄牙和英國的對華貿易，被整合成明葡商貿公司，和明英商貿公司。
公司中，設置兩名董事，一人由大明商人擔任，一人為葡萄牙和英國商人出任。
英國和葡萄牙，此時在遠東貿易中，都屬於弱頭，故而明廷對於兩者的態度，要寬容得多。
但這便讓荷蘭人和西班牙人感到不爽了
尤其是荷蘭
他們之所以要控製台灣，很大原因就是需要一個連接日本、中國市場，以及東南亞後方的貿易中轉樞紐。
而現在，由於明廷的全麵開放政策，大量的明朝商人，幹脆直接從杭州、寧波出發，繞開了台灣。
而另一方麵，作為唯二可以進入長崎港的商人，雙方自然存在競爭關係。
亂世平定，重新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的大明，商品出口量有絕非荷蘭人能比的。
尤其是隨著明、葡、英三方的貿易默契，西洋商品也能直接走明朝本土這邊的貿易線路進入日本。
更加打擊荷蘭人的競爭力。
對方當然不會坐以待斃，這些西方殖民者，不惜萬裏迢迢，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賭上所有，圖得不就是幾十上百倍的暴利嗎？
就在光烈九年廣州那邊三方協議敲定以後，當年年末，荷蘭人就把大明船隻在台灣停泊的稅收，提高了一倍。
但這除了能惡心惡心人，顯然沒啥大作用。
僅僅一年以後，越來越多的荷蘭商人，向荷蘭東印度公司抗議。
貿易下滑，對於已經踏入資本經濟時代的荷蘭而言，影響極大。
光烈十年，也就是1656年，當消息終於漂洋過海，傳到阿姆斯特丹，荷蘭東印度公司股價頓時暴跌近四分之一。
此時的荷蘭，已經是世界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了。
對於這個本土隻有大明兩個府上下的海洋大國而言，海外殖民地與貿易線路，便是他們的生命。
暴怒之中的荷蘭議會迅速通過決議，要求撤換東印度公司總督範德林，好在範德林之前和幾位阿姆斯特丹的議員關係不錯，才勉強保下。
但上麵被罵，下邊的人肯定也不好過。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製度比較奇怪，除了一個最高的總督（事實上更類似於總經理）以外，在各個重要殖民地，還設立有殖民地總督。
於是乎，台灣總督遭了殃，被作為替罪羊給踹了下去。
原巴達維亞（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總部駐地）高級商務，日本出島商館館長，揆一·費裏德裏克，走馬上任，成為荷蘭占領台灣後的第十二任行政長官。
這位主可不是普通人，但凡對荷蘭曆史有所了解的，聽到這家夥的姓氏“費裏第裏克”就知道了。
因為他是荷蘭執政（國家元首）威廉二世的弟弟。
荷蘭雖然是共和國，但共和國的締造者，威廉·範·奧倫治（後世一般稱呼為威廉一世），享有巨大的威望，而這位新任台灣總督，便是威廉一世的親孫子！（西方的“xx幾世”不是隔代傳遞的，比如伊麗莎白二世，是喬治六世的女兒，威廉一世的兒子叫亨德裏克，孫子才叫二世）
如此顯赫的家世，也體現出荷蘭當局的決心。
明廷方麵獲知這一消息後，也頗為驚訝，此時的大明對於西方各國還是有所了解的，雖然許多人可能弄不清楚荷蘭的政治體製，但國家元首的弟弟，還是能理解代表啥的。
當然，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件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荷蘭雖然是共和製，但其實在十七世紀，更像是君主立憲。
因為荷蘭執政，過去幾十年，事實上，一直被威廉一世的後代把持，但在代議製下，荷蘭執政雖然還享有部分權利，卻無法和議會相抗衡。
他祖父和父親，雖然都在荷蘭的獨立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卻都非常明哲保身，都很尊重議會權力，推進了荷蘭的近代化進程，以至於他祖父後世都被尊稱為“荷蘭國父”。
而威廉二世，是在戰爭勝利的前一年才繼位的，坐享勝利果實後，不免飄飄然起來，
絲毫沒有他爺爺那種長遠的政治遠見，在1648年與西班牙簽訂和約後，一心想要重建封建君主權力。
和省議會的議員們關係鬧得極為緊張
這家夥心中未免沒有想向議會證明自己的能力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