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珪是司馬孚的兒子，因為有才學向來為司馬炎所器重，平常也不怎麼得罪人，可是，當時賈充是尚書令，是自己的頂頭上司，賈充軟磨硬泡終於說服了這個老頭子，參任愷一本。
此事非同小可，如果你使用皇帝的用品，那可是有忤逆之心啊！是要殺頭的。
司法部門迅速介入，但是經過調查，證明任愷家中所用之物是齊長公主在魏國的時候，明帝賞賜的，根本與現在不沾邊。
——其實，賈充何嚐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不親自出馬？隻不過討厭討厭你罷了，也把你拉出來曬曬，也叫皇帝惡心惡心你。
但是，還是有明眼人在。山濤長期從事組織人事工作，看看任愷在組織部門所選拔的人，都不錯，山濤就向皇帝建議，任命任愷為河南尹，負責京師的全麵工作。
可是，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在任愷任職期間，京師經常發生所謂偷盜案件，報案的人數比以往也猛增，而且這些案件都是那麼蹊蹺，長期抓不到罪犯。賈充們又開始詆毀任愷無能，促使司馬炎罷免了任愷，任命他做一個負責宮廷安全事務的光祿勳。
可是，任愷的麻煩還沒有完。你負責皇帝的人身安全，最忌諱的是和朝中的其他大臣交往，這是規矩。可是，又有人控告任愷和一個叫劉友的人交往。劉友是什麼呢？此人做過立進（今在何處不詳，大約在洛陽附近）縣令，因為侵奪民田，在263年被司隸校尉李憙彈劾，被處罰，以任愷今日的特殊身份竟然和這樣一個罪犯交往，裏麵肯定有文章。（根據《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評述，似乎在263年劉友已經被誅殺，但是，從當年司馬炎的詔書上看，並無誅殺劉友的痕跡，隻是說讓嚴加懲處；結合《晉書任愷傳》的記載，劉友在當年應該未被誅殺，而是受到處罰，因此，司馬光的評述應該是不確切的。）
事情被交到尚書省負責處理，這可是賈充的後園子啊。
昔日的光祿勳，今天成了階下囚。但是任愷至死不承認。不過，正直的人到處都有，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看不過，遲遲不下判。這杜友是什麼人？《冊府元龜》記載：杜友過去做廷尉的時候，趙王倫因為曾經讓手下劉輯買工人居住的房子，將偷盜給皇帝做的禦用裘服，大家都認為劉輯不用說了，該殺，至於趙王嘛，是皇親，不能連坐，不算犯罪。杜友說，趙王也是和劉輯一樣是犯罪。最後，在“剛正人”劉毅的支持下，司馬炎采納了杜友的意見，判決趙王倫也有罪，不過，因為其為皇親，予以赦免。
明托硬抗，這顯然是沒事找抽。賈充們立即上奏司馬炎把三個人一起罷免，廢為平民。
從此，任愷徹底淡出晉朝核心層，經過接連不斷的打擊，任愷自己也心灰意冷，日日縱酒享樂，再也不可能鹹魚翻身，再也不能對賈充構成任何威脅了。
雖然以後，還是被司馬炎安排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位置，那隻是象征性的安慰罷了，任愷再見到司馬炎的時候，隻是低著頭哭泣，司馬炎再三勸慰，任愷始終再也不發一言了。
從此，倒賈派灰飛煙滅，徹底失敗。
事後，有人問和嶠為什麼不營救任愷呢？和裴楷同為王渾女婿的和嶠說：元褒（任愷字）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見《世說新語》）。意思是說，任愷受到打擊以後，自己也不想再去和人爭什麼了，就象洛陽城北的北夏門一樣，眼看著就要傾倒了，不是一根木頭能支撐得了的啊！
這就是成語“一（獨）木難支”的來曆。
計殺劉猛
如今再探討劉猛叛逃的原因，我想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麵吧：
一是，中央政府基於穩定的考慮，對匈奴部眾，尤其是匈奴上層的控製逐步加強。從西漢末年呼韓斜單於投降以後，就被留在了中央政府，名義上還成為單於，但是位同列侯，朝廷按月發放工資；匈奴部眾也和漢民一樣，受州郡統一管理，隻不過不用交租稅。後來，隨著部眾人數的增加，中央政府意識到，這些人和漢民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就在於，漢民的精神乃至實際領袖是皇帝，而匈奴的心中的領袖卻是單於，而不是漢人的皇帝。繼曹操把匈奴分為五部以後，晉武帝又在其中設置了3率、4率，進一步分化瓦解，並設置不隸屬於州郡的護匈奴中郎將，剝奪了匈奴貴族在部眾中的實際管理權。
權力之爭永遠是一切爭鬥的根本原因，當這種剝權行動超出了被剝奪者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線的時候，反抗在所難免。
二是，部分達官貴人對胡人的歧視、壓迫，造成不滿。基於不同民族的文明發展狀況，高等的漢人自然而然地對文明程度較低，物質匱乏的胡人產生天然的歧視。當時，在內地的達官貴人經常派人到胡人集居區購買胡人奴婢，被購買來的胡人則從事一些很下賤的工作。比如，根據《三國誌陳泰傳》的記載，在陳泰擔任護匈奴中郎將的時候，不少洛陽的顯貴托人給陳泰送錢，托他購買奴婢。陳泰將所送之禮皆掛在牆上，從不打開。這種普遍的歧視和壓迫，也造成了民族之間的隔閡和對立，激化了民族矛盾。
三是，為了在匈奴各部建立威信。按照學者的研究，在當時中央政府分而治之策略的影響下，入塞的匈奴部眾並不統一，但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大的係統：一是南匈奴，名義上的正統，在河內河東；二是居住於原部的即太原附近的匈奴老王的各部；三是再往北的並州屠各匈奴。對於劉猛的世係，後世學者還存在爭議，不再贅述。可以說的是，劉猛的叛逃從一定程度上，也是為其他各部族樹立一麵旗幟，號召大家統一到他的麾下。
但是，從以後事態的發展來看，劉猛的如意算盤並未達到。原因不僅在於晉王朝反應迅速，而且在於其他部落並沒有象他原先設想的那樣，追隨著他蜂擁而來，參加到反對晉朝的行動中來。相反的，對於劉猛反叛晉王朝的舉動，即使在他自己的部族裏也存在不同的聲音。
這次平定劉猛的具體細節，都已經湮沒在漫漫的曆史長河裏了。甚至是交戰雙方的主將身世、經過了多少次戰鬥、具體交戰的地點等等，我們都感到迷茫。關於這次平叛，隻是散見於《晉書，北狄傳，胡奮傳，武帝紀》等中。並且相互記載的內容還有些許的差別，不過，通過仔細的甄別，我們還是能夠大致得出整個事件的脈絡：
在得知劉猛叛逃以後，晉王朝迅速派遣饒騎將軍路藩帥軍前去征討。路藩與劉猛所部進行了數次交戰，並且取勝。
為了穩妥期間，晉朝加派徐州刺史胡奮，任命他為監軍、假節，頓軍硜北（今為何處不詳），作為路蕃的後繼。
但是，胡奮此前僅為2000石的官員，且屬於武將，晉朝最高層感覺有必要再派遣一個朝廷重臣做總監軍，於是又派遣婁侯、尚書何楨為監軍、持節，總統進討事宜。
何楨到任後認為，劉猛的軍隊凶悍善戰，要采取絞殺戰術，必須要調集大部隊來，而且，曠日持久，虛耗民力。他感覺隻能智取，不宜強攻。
於是，何楨充分利用劉猛屢次失敗，部眾士氣低迷，將領各懷異誌的機會，利用反間計，成功說服劉猛的左部帥李恪，殺死劉猛率眾投降。
史稱：從此以後，匈奴震服，很多年都不敢反叛。
可惜，何楨這位重要人物正史竟然無傳，唐代劉知己在《史通·內篇》也說這是史家的疏漏：“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誌》、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